Because I care 因为我在乎

为什么应该由下而上？－浅论“候选人遴选机制”之一

2003-06-30T23:30:00.000+08:00

A.‘ 由下而上’＝‘ 征询基层意愿’？

我最近在一个公开场合主张，政党应该有‘ 由下而上’ (bottom up)遴选候选人的机制。这是不是说现有政党都是 ‘ 由上而下’ (top down)，没有尊重基层意愿？不是。‘征询基层意愿’ 并不代表“ 由下而上”。那不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问题，出在没有一个公开明确的遴选机制。没有机制，请问你如何知道基层的意愿是什么？有志要成为候选人者要如何争取基层的青眼，成为 ‘基层意愿’ 所向？说到底，‘基层’ 是谁？‘ 基层意愿’ 又应该由谁和如何来解读？

具体地说，任何人希望击败党内竞争者代表政党在一个选区出线，应该往那一方面努力？而政党要如何决定一个选区应该由谁出线？原任议员是不是理所当然得到机会寻求蝉联？这些决策都应该有明确的制度，而基层（党员、支持者甚至选民）应该有最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我主张的‘ 由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今天有那一个政党有了？

B.选党或选人？

遴选机制真的那么重要吗？这问题回到选民投票时是‘ 选党’ 还是‘ 选人’。如果选民都选党不选人，对政党有‘ 品牌效忠’(brand loyalty)，不管政党派谁都会支持，那么遴选机制其实可有可无。

选民应该 ‘ 选党’ 还是‘ 选人’？我认为这两者其实不必也不能取舍。我们必须选党也选人。不先考虑政党是对马来西亚政治现实的无知，因为我们的政治人物鲜少敢违反党的意愿行事。然而，仅仅考虑政党而无条件支持属意政党的代表，最后，受到拥护的政党可能就会滥芋充数，随便推出候选人。选民如果缺乏有效的管道去制衡或影响政党的候选人选择，到头来政党政治的素质将如何有所提升？我们谈两线制或两党制，最终期望的应该是通过竞争，让双方较好的一半把彼此较坏的另一半。而选党不选人的做法绝对无济于事。

选党同时选人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只需要一个机制，让选民可以先 ‘选党’ 再‘ 选人’。今天许多大马人对美国所谓‘ 民主闹剧’ 不以为然，却没有看到美国选举制度之中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党内初选(primary)。在一些州，初选是封闭的，你必须先宣布你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然后才能够参与决定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候选人。其他州甚至行开放式的初选，即选民可以同时参与决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决定两党的候选人，再在选举中决定要选那一个人。

C.信任选民

由下而上，让‘ 基层’（党员甚至选民）决定候选人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当然不是。对此有所保留的政界朋友至少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政党中央不能在大选前根据需要吸纳适当的将才，过去这种“ 临阵授命” 的模式让朝野政党都得以增添不少新血。如果要当候选人要先在选区看一段日子的沟渠，许多专业人士或学者未必会有兴趣从政。对资源不足的反对党而言，他们也不能够再把强将调去新区，而把原区让给名不经传的新人。第二，让基层决定人选将怂恿地域或山头主义，甚至导致仅仅以服务为号召而无大格局的地方性政客盘据不去。

这两种反对理由背后的假设是：政党的中央将比地方上的民众更能够作出全面的考虑，更能超越地方性的狭隘利益考量。然而，有什么事实根据证明这假设必然成立？如果中央和地方的考量有所冲突，谁敢确定中央的考量必然最符合全体利益，最不狭隘？

‘由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要如何预防 ‘ 地方化’、‘浮浅化’、‘ 庸俗化’ 的可能弊病？我觉得这些可能性完全无法以外力预防，‘由下而上’ 是民主的精神，因此，它无可避免会和民主一样可能产生各种弊病。可是我们不能因此拒绝民主或者‘ 由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捍卫民主人权者不能够不看到这种忧虑和民主精神的矛盾。

最能够保障选民作出理性选择的只有选择的后果本身。如果我们相信民主，我们只好信任民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思辨、游说等理性政治行为作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如果政党担心选民无法接受大格局的从政者，那么它应该做的是让民众知道为什么大格局从政者有利于选民。对希望本身政党得以或继续执政的选民而言，选民应该只会更珍惜经国济世的人物。事实上，全局思考和地方关怀并不互相抵触。论民生服务，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肯定名列全国前茅；论对国会功能的认知与捍卫，他一样傲视许多同僚。

只要思辨成风、民众能独立思考， ‘由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长远只会强化政治的责任感与伦理。‘ 由下而上’ 唯一的坏处恐怕就是不允许‘ 临阵遣将’ 和‘ 秘密行军’ 的政治策略。可是，对人民，这有什么坏处？

D.‘ 准候选人名单’
政党的候选人遴选机制对政治素质的提升非常重要。 ‘ 由下而上’ 的遴选机制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条件才能运作，因此，我国政党不可能一夜之间推行美国式初选。然而，现有缺乏透明度的机制仍然必须改变，至少可以先推行这样的一个制度：
1。政党在每个有意参选的选区都应该有一个‘ 准候选人’名单，所有有意参选者，包括有意寻求蝉联的现任议员，在满足条件后都可以列入 ‘准候选人‘ 名单内。大选或补选来临时，党只能在‘ 准候选人’ 名单中选出候选人。
2。为了善用人才，一人可以同时被列为多区（选区数目应有上限）的‘ 准候选人’。
3。 ‘ 准候选人’ 除语言、学识、经验等条件外，必须有民意基础，得到若干百分比（譬如：5 ％）选民的联署支持。由于政党最后只会派出一个候选人，因此，一名选民可以同时支持超过多于一个的‘ 准候选人’。
4。为了确保能适时引进人才与新陈代谢，‘ 准候选人名单’ 每半年更新一次。
这个设计不止适用于单一政党，其实也扩大用于政党联盟。

上述建议不过是我一介‘ 安乐椅上的评论家’ 在野人献曝，旨在抛砖引玉，欢迎各方高人指教。

从十五到初一

2003-06-30T23:25:00.000+08:00

1 岂止人事恩怨

马华民政两党最近的骂战颇有看头。林敬益放言“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黄家定就幽默地回敬：“ 马华从初一做到三十，每一天都在为国家和华社服务。” 这答案真的很漂亮，可是民政党中央宣传局更绝，先列举马华所执掌部门中出现的弊端，然后象个“ 企管顾问 ” 般作出诊断：“ 如果真的从初一到十五为人民服务，这只证明马华部长能力不强。”

这场交锋并不是两党或个别政治领袖的恩怨或素质问题这么简单，而是现有政治格局下的必然。它和李三春有关巫统在1982 年芙蓉选战中插刀的 “ 指责”，乃至于马华民政两党谁先加入国阵之争，其实都在指向“ 国阵式” 政党联盟的先天问题－－联盟内的政党和个人要如何竞争？普天下的政党乃至党内的派系，永远都在争夺（1）官职等政治资源（2）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相对优势。每一个政治系统都会有一套竞争的游戏规则，而国阵游戏规则的挑战则在于如何让成员党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取得平衡。

2 开放的政党竞争模式

在政党不结盟而自由竞争的体系下，政党壮大的 “ 路程” 是一个一下的循环：

“ 政治实力”“ 支持率”“ 中选议席”（周而复始）－－（姑且称之为F 模式）

这里所谓的“ 政治实力” 是政治纲领、领袖素质、操守与魅力、党组织、竞选机器与经费（选举期间）以及落实政治承诺的能力与资源（选举后）等能够争取选民支持的条件。在这个循环里，“ 政治实力” 是关键；因此，政党为了取胜就必须努力加强本身的“ 政治实力” 以讨好选民。这种机制在最好的情况下将产生优秀的治国政党，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民粹派或财阀控制的政党。无论如何，它的竞争场毕竟是开放的，只要相当数目的选民有意愿，政党的势力就会洗牌。

3 国阵模式

国阵型政党联盟表面上虽然身处于政党竞争体制下，然而由于几乎掌握绝对的执政优势与改变国家体制的权力，国阵成员党的竞争模式已经改变。除了原本的三个变数（ variable），它还多了一个，即是“ 获分配竞选议席”。成员党所分配的议席有多少，又取决于两者：（1）选区划分后的种族构成；（2）国阵最高领导层的意愿。在一个政党开始加入国阵时，其竞争路程是

“ 政治实力”“ 支持率”“ 或分配竞选议席” “ 中选议席”
－－（姑且称之为C1模式）

然而，一旦它被纳入国阵的体系之后，“ 获分配竞选议席” 就喧宾夺主，而其竞争路程就变成

“ 获分配竞选议席” “ 中选议席”  “ 政治实力”“ 支持率” （周而复始）
－－（姑且称之为C2模式）

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民政（其他例子包括巫统以外的沙巴国阵成员党）。民政 1971 年加入国阵时，是槟州的最大政党。这个相对优势在不断加强威省选民比重的选区重划中（ C2 模式）一直削减，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大政党，首长职的保留不过纯粹是C1 模式的残余。这个情势与其说是民政党不长进，毋宁说其他方面不想民政党有机会长进。以华人选民对槟州首长的迷恋来看，如果民政获分配一半选区竞选，行政上又不受制忖，民政必然会有机会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吸纳第一流的人才进党。这个形势是族群政治的必然结果，放马华在民政的位置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问题就在于： “选区划分” 再加“ 选区分配” 的双重控制让国阵里的所有政党包括巫统都失去通过自由竞争自强的选择。假设在一个华人区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巫统党员，他不能在当地出线，就算他愿意为华人争取权益，因为那是要保留给华基成员党的。他要出线就只有两个选择：（1）把政治基地建立在另一个马来人居多的选区，（2）通过选区划分制造出一个马来人占多数的新选区。而不管他走那一条路，面对马来选民和马来对手，他都必须凸显所谓 “ 马来人议程”，包括限制母语教育。

4 国阵模式下的三种自强挣扎

从整体来看， C2模式虽然有效维持联盟/ 国阵45 年的统治，但同时也困死了国阵成员党的发展。一个政党要吸引人才，就必须要有让人才施展抱负的机会（立法或行政官）和权力，或等而下之物质上的报偿（如：国营企业首脑）。官职（议员或部长）的数量基本上还可以藉人口增长来扩充，但是，权力比重的分配是绝对不可能双嬴或全嬴的－－当我和你的议席分别从30 和70 增加到60 和90 时，我的比重从30 ％增加到40 ％，你的就必然从70 ％降到 60 ％；因此，我们个别分配到的其他政治 / 经济资源也就必须相应调整。

这是一个残酷的“ 零和游戏”，在开放的政党竞争下一样有，但那是自由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只怕自己没有实力。国阵下的“ 悲剧 ”是： “你”（个别政党）有多少机会就看“ 你们的人”（族群）给你多少支持，而偏偏“ 你们的人” 给你多少支持却又看 “你” 有多少机会。在这样的格局下，国阵成员党（从巫统到人民进步党）自强的唯一出路是：（1）加强本身的族群代表性；（2）争取本身族群（相对于其他族群）的权益。回顾历史，老大哥的方法是不断的自怜式“ 危机论述”，小弟弟们的挣扎至少就有三种痛苦的层次 / 类型。

第一个层次是“ 争取 ‘ 本族群议席’”。这种争取的竞争对象是异族群盟党（巫统）。林苍佑医生在1959 年以马华总会长之身要求巫统分配三分二议席以确保华人有权阻止对本身不利的修宪案，结果以他本身离开马华告终。这种争取以后也就及身而绝。10 年后，他带领民政党槟州政府加入国阵时，连保住民政党在槟州国阵内的简单多数都办不到了。

第二个层次是“ 争取本党在本族群议席中的代表性”。这种争取是以敌对阵营的同族群政党（民主行动党）为竞争对象，并非针对巫统或其他盟党的议席分配额。代表人物就是1982 年的李三春。或许，这种努力的成功最后可能会让第一个层次的争取卷土重来，总之，李三春最后挂冠求去。象李三春那样敢于和盟外竞争者对决的马华总会长也成了绝响。

第三个层次是“ 争取本党在本阵营中的本族群代表性”。这种争取是以同阵营内的同族群政党为竞争对象。经典例子当然就是二十多年来马华民政的同床异梦和明争暗斗。从首长斗到村长，从市长到部长；从初一到十五，从十五又到初一，这种斗争肯定不会成为绝响，可是，会有前途吗？

5 计划政治＝稳定？

马来西亚人迷恋政治稳定，当政治不稳定时，总是把矛头指向个别的政治领袖，认为是他们素质低落，很少去想：就算他们素质不低落，他们就可以避免 “政治寡头结盟”(“Political Oligopoly”) 和“ 选区分配” 下的结构性悲剧吗？这个问题当然是假设性的，因为真正素质高超的人必然一早就看到了事情可不可为。以经济制度来比拟，开放的政党竞争就如市场经济，人民的确必须忍受激烈的竞争和变动，以及其中所消耗的资源。相对而言，“ 威权下的政党联盟就象计划经济，能够保障稳定，让社会在安定中成长”。问题是，这是真的吗？

扶弱政策：我们需要“供给革命”！

2001-05-28T04:15:00.000+08:00

1 固打制争议的三个层次

近来有关固打制的争议和讨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只问“执行”：学额的分配是否按照政策的55：45进行？最出色学生得不到学额是不是有意的人为错误？中间的层次问“配额”：是否所有学额都应该硬性根据种族分配？种族分配的比例又为若干？最高的层次则问“理想”：以种族分配资源是否合理？当500多名SPM优秀生不得大学之门而入时，这三个层次的问题都涌上台面，朝野政党、民间的大部分声音大概还是避开最高的层次。

这个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在马来社会（至少其精英）还没有准备（什么时候会？）放弃之前，挑战固打制可能只会遭遇更大的反击（例如所谓提高土著配额至65％之议）。然而，这个现象却也同样令人扼腕。第一，马来社会支持固打制的依据有两种：“特权”与“扶弱”：前者要求种族性的世袭权利，其实违反回教教义；非土著如果能主动就这点与回教社群对话，先努力争取更多土著同意“扶弱”而非“特权”作为固打制根据，未来才可能有任何实质改变。第二，要从社会哲学、理念角度探讨种族固打制的合理性，我们先要提出各种可能的“双嬴”选择；回避，意味着我们并无法提出比种族主义政策更合理的回应，只求尽量守土。

2 废除固打制就行吗？

别人会不会（或者，何时会）同意我们的看法是一回事，我们应该清楚自己所要追求的改变是什么？是固打制的废除吗？废除之后需要以其他政策取代吗？我们应该诚实和勇敢地思考这些问题。

固打制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1）种族决定了个人的机会和造化；（2）许多人才因为出生在“错误的族群”而得不到栽培或流失。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我们所追求的什么：（1）个人可以享有同等机会和造化，不受其“族群”身份影响；（2）国家不再流失或浪费人才。然而，废除固打制，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理想是否就实现？

今天国内大专的各族学生的平均学术水平差距很大。从统计学来看，“种族属性”影响“个人表现”的假设确实成立（虽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违反了我们追求的第一个理想，我们要如何纠正？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归咎于固打制本身，因为固打制让土著学生不必竞争所以无从进步；废除了固打制，完全以成绩取士，各族的差距就会缩小。如果这样的推理正确，理论上，印裔学生和华裔学生同样没有受到固打制的保护，理论上应该有同样卓越的表现。以华印人口大约4 ：1的比例，560个被拒绝的优秀考生里应该有140个印裔吧？为什么我们好象看不到？如果一个丹戎马林园丘出身的印裔孩子在学业上成绩比一个首邦再也豪宅的华裔孩子略逊，我们该不会认为前者本身必须负起大部分责任吧？

如果印裔学生普遍上不能够和华裔学生竞争，马来和砂沙土著学生是否就能够？如果不能够，固打制废除后，华裔学生（也许仍然不包括一些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差者）大概再不会面对入学无门的问题，非华裔学生（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较差者）呢？“出身”不再决定一个人“出不出头”了吗？如果生为一个华裔生，今天你可能会认为国家对你不公平；如果生为一个东马内陆的土著、半岛山区的马来人或原住民，届时你是否会认为社会对你公平？

3 供给，而非需求！

我在为固打制辩护吗？不是，我恰恰认为，固打制应该为全力实施30后大马社会族群间能力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异负责，不但对不起今天被拒绝于大学门外的华裔学子，更对不起那些成绩比他们差的马来、东马土著、原住民、印裔和其他学生。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思维来构建和推行“扶弱政策”。

固打制只着眼在“需求”，一味通过“政府”干涉“竞争”达到所谓“社会工程”的目的，让社会忽略了“供给”上是否有足够和有效努力以加强弱者的竞争能力。简单地说，如果政府全力提升土著学生的中小学教育素质，提升他们的竞争力至能与其他社群学生并驾齐驱，就算没有固打，大学里的土著学生比例应该不致距离55％太远；反之，如果政府只着眼在大学录取学生时“需求”55％是土著，却没有确保社会能尽量“供给”这个数目的有竞争力土著学生，到头55％虽然填满了，这个成就到底还是虚的。就马来西亚国情而言，务实的“扶弱政策”应该是以“提升竞争力”为长期目标，而辅以“固打”为短 /中期工具。可惜，在种族政治的媚众考量下，政府刚好本末倒置，重保障而轻提升。

这不禁让人想到经济学上的所谓“供给革命”(Supply Side Revolution)。“凯因斯定律”强调“需求决定供给”，因而，政府可以在不改变经济结构与生产力的情况下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复苏经济，以为权力可以支配经济。“供给学派”(Supply Siders)却重新强调供给条件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地位，减少政府管制、加强训练，注重技术开发以刺激供给，才能真正使经济恢复活力。

浪费30年在固打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换新的思维来思考教育领域的扶弱政策？譬如：

1。从改善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素质作起，而非只增加大专和学生的数量；

2。放弃大而无当的“族群”区分（土著、非土著），而是以更具体的“社区”条件（甘榜、新村、园丘、原住民村落、长屋、城市贫民区）作为扶弱重点。必要时根据其硬软体条件分级。（我反对国家对所有社区的学校一视同仁，政府应该通过扣税捐款的优惠鼓励有能力的社区支援本身的学校，以便国家可以腾出更多资源去资助其他学校。）

3 以更量化和科学化的方法（譬如：家长收入、学校级别），取代主观和虚夸的言词（譬如：族群、宗教、源流），合理界定扶弱政策的受惠者，确保个人的上进心只会受到更大鼓励而非挫败。

4。在（1）的基础上，建立更多大专来培养更多有大学训练的公民，而不是把大专教育视为精英代表各自族群角力的战场。

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讨论，因而需要更大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需要更独立的媒体，让人人有在乎的空间；如果媒体都变成党营，象今天主要国英文报章一样，我们还能谈什么固打制的替代选择吗？到时的专栏文章，恐怕只能告诉你为何固打制绝对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

2001-05-24完稿

2001-05-27 发表

本文为《因为我在乎》系列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后次日，马华入寇南洋报业，90位撰稿人宣布罢写四家大报以示抗议，作者为其中一人。

驯悍记？

2001-05-18T04:18:00.000+08:00

1 “拉曼准备收购新纪元”？

“据说正在申请成立大学的拉曼学院准备收购新纪元学院，以便‘整合华社有限的教育资源，为华社栽培更多人才’。”

如果我告诉你这样的“内幕消息”，你会怎样看？你首先大概会嗤之以鼻，因为向来独立于马华之外的董教总，怎么可能把用华社民间资源建立起来的学院拱手让给一个“半官方”的学院。这个“内幕消息”当然是虚构的。然而，要是它是真的，华社大多数人大概会跳起来。这无关拉曼学院的学术水平、管理能力或财务状况，而在于华人 / 华文社会一个潜在的共识－－华文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华社虽然在“不超越政治”之外常常只“超越反对党”，基本上没有多少人愿意或敢同意让社群的重要机构变成政党（即使是执政党）的附庸。同样道理，如果今天有一家巫统 / 马华 / 民政 /马印国大党或者任何在野党的智囊机构或外围文化组织，宣布将与华研进行直线或水平整合，华社同样会群起哗然。

The Edge在5月15日报道了一个圈内流传一段时日的消息：“南洋报社可能卖给星报集团”，而星报集团正是由马华的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所控制。如果成交，过去在华文报上常常灰头灰脸的马华，今后大可因为控制了《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而扬眉吐气。问题是，如果华教、华团都必须尽量保持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华社第三支柱的华文报适不适合成为政党的私产？华社可否轻忽视之？

2 醉翁之意在不在酒？

这个出售与收购的计划是不是纯然出于商业考量呢？The Edge的报道中就已提出疑问。供应再循环新闻纸给南洋报社等媒体的马来西亚新闻纸工业有限公司，其主要股东之一就是丰隆集团的子公司丰隆工业；因此，为何正在进行内部整合的丰隆集团要出售南洋报社？一个分析家指出，丰隆集团可能是进退维谷而求售，因为它不想因进取性的新闻作业开罪当政者，但新闻报道不进取，则不能吸引读者和广告客户。证诸过去一年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屡屡受到内政部的“眷顾”，此说恐非空穴来风。甚至有“内幕消息”说，丰隆集团此意是受到最高指示。

从《星报》的角度去看，购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将让该集团一举拥有三家日报，未尝无利。然而，如果谦集团如The Edge所言欲以一股6元的价格沽出，该集团在南洋商报的6,120,000股中占有的70％，《星报》将必须付出马币 2亿5千万元现金。去年年底有3亿现金在手，每年可取得逾1亿现金运作的《星报》虽然行有余力，从商业考量来看是否有此必要？

这就不禁让人怀疑，南洋报社被收购的传闻，是因为当政者认为供应“咖啡”收效不大，而索性想供应“米饭”来加强对华文报的控制。“扬汤止沸”，到底不如“釜底抽薪”！去年鲁乃效应余波未散，现在固打制又让华社怨声四起，国阵岂敢轻忽？把最近马哈迪医生破天荒招揽律师郑文杰和资深报人钟启章出任政治与新闻秘书的新闻连起来看，“柔性攻势”的意味就呼之欲出！

3 华文报－－营造华社民意的工具？

从来华文报在当权者眼中都相当有份量。如果说教育部长幕沙在填补7168个学额上有“撒豆成兵”之妙，华文报在政治人物眼中就有“呼风唤雨”之能。以研究“行政霸权”取得博士学位的首相暑部长莱士雅丁，最近才“提醒”“手法大胆”的华文报在报道固打制等课题时要顾及种族和谐。莱士雅丁会不会以为，如果没有神通广大的华文报的广泛报道，优秀生入大学无门的课题就不会在咖啡店引起那么多“妈妈”声，从母亲节前到母亲节后犹绕梁不去？

如果许多当权者对华文报有“华社民意营造者”的印象，并不出奇。第一，相较于国英文报章，华文报的确比较“桀敖不驯”，独立于“国家”的控制之外。第二，华人 / 华文社会能够在强势的国家之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除了经济势力，相当程度是因为三个支柱：华校、华团、华文报。因此，当政者难免相信，如果能够蚕食或控制这三者，再加上善加利用少数族群的不安和自保心态，它们就能从此驯服华社，化华社为国阵 / 巫统的铁票。

4 华文报党营的连环效应

马华如果成功控制华文报，对外可以制反对党，对内可以制民政党，再对内还可以

制林亚礼派，表面上看来一举三得；然而，这样的算盘是否打得响？如果马华诸公确有此意，我劝他们三思。

华文报的相对独立其实是华社民情的反映。《星洲日报》在复刊后的蓬勃发展，和它善加利用华社的情意结就有直接关系。（其东主虽然有人联党背景，其政党色彩在读者心中却不因此比其他报章强烈。）假设《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真的易手，马华立刻面对两难的选择：（甲）政治挂帅，确定其编采言论是“对马华 / 政府友善的”，但这将等同把读者送给对手；而其读者的流失程度将与报馆对马华/政府的“友善”程度成正比。结果是《星报》投入的现金将是泥牛入海。（乙）商业挂帅，为了避免“马华控制”的印象，马华就必须刻意让它们更独立，在政府和马华应该被批评时更不留情。这一来等于出钱资助对马华、政府的批评，马华的领袖有谁有这样广阔的胸怀？

因此，假设马华控制南洋报社，其最可能结果，不是促使民意转向；而是令华文报界重新洗牌，让届时形象上相对独立的《星洲日报》进一步扩大版图。一报独大，最后当然还是有利于当权者的控制，至少华文报的总编辑们不能再以市场竞争为由争取多一点空间。

然而，这能不能就帮助执政党在下届选举时营造民意呢？这其中有太大变数。其中之一是公众的反应。如果公众强烈反弹，对执政党产生敌意，就算华文报最后“驯化”，后者恐怕还是要付出惨烈代价；甚至连卖家的丰隆集团都会受到牵连。马来社会的非主流媒体为何如此蓬勃？原因就是当权者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太明显太成功，所以最后反而失败。另一个变数是，华社公众对新闻自由的渴望，会不会转化为对类似《当下马来西亚》的网络媒体或类似《哈拉卡》的平面媒体的支持。如果是，任何企图控制华文报读者的政党将发觉自己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完全无利可图。

如果南洋报社成为马华公会的党营企业，唯一几乎可以确定的局面是，主流华文报各家争鸣的现象将从此消失。在短期内，华社以及国家的新闻与言论空间将进一步萎缩。到时，反对党、民政党和林亚礼派将更少空间；华社公众也将得不到全面的资讯。这个局面，谁会得益？谁会受害？10年、20年、50年后儿孙算帐时，他们会怪谁？

5 一个简单的标准

如果你还看不出华文报绝对不能被政党渗透的重要性，请你想想：如果南洋商报今天已经换了政党做老板，集团总经理是某个政党的会长理事会成员或某某国会议员；我的看法你同不同意是一回事，你认为你还会有机会在星期天的《南洋商报》读到这篇文字吗？

2001-05-17 完稿

未能发表于2001-05-20《南洋商报》。文末忧虑不幸言中。

后收入燧人氏出版《报殇》（2001）。

鲁乃呼唤替阵‘非国阵化’！

2000-11-26T23:18:00.000+08:00

A.解读‘国阵模式’的稳定性

行动党与公正党在鲁乃的出线之争，不论在国阵或替阵支持者中都倍受诟病。舆论的焦点，或在分配的依据，或在出线的人选，或在争取的方式，或在党派的恩怨；似乎很少人问：为什么国阵能在分配议席上相对成功，替阵却不能？替阵在大谈政治理念和领袖人格之余，不能不思考政党结构的影响。

‘国阵模式‘下的议席分配，说穿了其实是分配巫统的议席。直到1995年前，巫统绝大多数时候掌控绝大部分马来人的支持；通过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1999年占西马选民总数56。7 ％的马来选票可以化为144选区中的98个马来区（定义：马来选民过半）或67％。在东马，巫统的地方版（砂土保党、沙统、沙人民党等）或州组织（沙巴巫统）也对州内回教徒土著掌握类似优势。因此，只要马来人/回教徒一致支持巫统，巫统完全可以单独组织政权。巫统与其他族群的政党结盟，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能增加议席（马华、民政过去在‘华人区’的败绩恰恰是反证），而是他们能够发挥“花瓶”作用，给予巫统主导的政权更广泛的合法性，让巫统的统治在多元社会更顺畅有效。因此，国阵成员党有什么条件在选区分配上和巫统闹别扭？即使是彼此之间闹别扭，只要巫统压下来，也只好谈和，除非有关政党准备离开国阵。说到最后，‘国阵模式’的稳定不是什么协商精神使然，形势所逼耳。

“国阵模式”的另一个特质是成员党之间没有正面竞争的机制。为了维持巫统的主导性和联盟的稳定性，国阵成员党对议席的分配基本上并不受各自表现的影响。过去马华在槟城屡战屡败，所得配额仍然保持不变就是明证。整体上去看，其成员党在‘市场’上有明显的族群分工－－马华不会为印度人争取权益、民政不受鼓励吸收马来人党员、巫统会把华人和印度人事务留给马华和国大党。作为种族政治的根基，这种地盘的划分合理化了各族群代表政党的存在价值。成员党之间的冲突只剩两种：第一种，代表不同族群争取利益而发生的冲突；第二种，为争取代表同一族群的冲突。前者如巫统－马华长期以来的爱恨关系；后者如马华、民政或者达雅党、国民党的纠轧。然而，这两种冲突在其他各党最后都需要巫统的情况下都会得到解决，即使是激烈的选区之争也只会变成暗流，绝对不会表面化。

B.鲁乃：‘拟国阵模式’的瓶颈
替阵在政治理念和诉求上虽然和国阵大相庭迳，政党架构上其实是模仿国阵，不过

比起国阵的原装版本却还不如，因为（1）没有一个如巫统的主导政党；（2）各党的选民市场重叠性大，成为彼此潜在的竞争者。

鲁乃补选是1999大选、2000直落甘望补选后选区分配的另一章。在辞职、文告战、个人恩怨背后的其实是结构性的大问题。替阵成员党之间选区的分配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主要考量是（1）选区的种族结构（往往间接决定所谓‘传统选区’谁属）；（2）选区的国阵对手；（3）各党整体分配的比重。唯一的机制其实是各党之间的谈判，而这个机制在鲁乃宣告失效，因为双方援引不同的理由争取并且相持不下。

行动党的第一个理由是“鲁乃是其传统选区”，第二个理由是“两场补选都已由回教党和公正党上阵，所以此次应该轮到行动党”。问题是：如果一个成员党在地方上并没有经营，是不是仅仅因为过去曾经出战就有上阵的绝对权利？比它更强的友党是不是就不能争取？若然，替阵内部就失去竞争的机制，过去一些反对党长期盘据却不思进取的现象或将重现，最终令替阵受到啐弃。行动党不能令公正党信服是合理的结果。

公正党争取上阵的理由则是“赛夫丁是最佳人选”。表面上堂而皇之，可是，‘最佳’是如何判断的？是品行？是能力？是施政或服务记录？是民调？我们不清楚。日后再有那位议员‘天嫉英才’，请问如何知道谁是最佳候选人？

谁是‘最佳候选人‘的争议，重点不止是政党，更涉及族裔。一种‘挺赛‘的理由是，在面对国阵国大党候选人时，马来候选人会比印裔候选人占优势。印裔选民如果能够深明大义，谅解马来选民还是比较不能够接受印裔候选人的事实，因此为了替阵的胜利而能接受马来候选人，这当然是新的政治行为。然而，这个逻辑都推而广之，全国没有一个印裔占多数的选区，那么，在所有国大党的选区，替阵岂不都应该派巫裔或华裔候选人上阵才最符合替阵的利益？我不知道有多少％印裔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公正。

C.替阵的两条出路
鲁乃绝对不会是替阵最后一个争执的选区，不管行动党是否留在替阵。行动党和公正党最终都在争夺多元种族（华人区和混合区）的市场，而公正党和回教党则是马来选区的潜在对手。因此，替阵必须寻求制度性的解决方案，避免整个阵线因为各成员党未来的发展和竞争而瓦解。

替阵只有两条出路，都是要改造眼前的‘拟国阵模式‘。第一条路，是歇止成员党之间的竞争，把地盘根据种族和地域画清楚，定位泾渭分明，楚河汉界；彼此之间杜绝竞争，只求合作。友党派最好最烂的人选上阵，其他各党都无条件支持。最好能有一个党坐大，象巫统，成为稳定和威慑力量。简单地说，就是进一步‘国阵化’。第二条路恰恰相反，是真正‘非国阵化’，鼓励各成员党的君子竞争。通过明确的遴选候选人标准，鼓励各党加强组织、基层和干部，让最有条件者出线。

现在补选当前，投票日一天天逼近，替阵政治人物却似乎对抗衡友党比挫败国阵更热衷。眼前虽然降温，但是，补选后的检讨和批判，到底会着眼于人事和作风，抑或架构和机制？若是前者，他们要怎样取信于国人：替阵并不是国阵的翻版？

鲁乃发出了呼唤，呼唤替阵自省和改革。如果替阵听不到，我们只好预祝国阵：他们很快就可以宣称他们的各种政策和行径其实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2000-11-24 完稿
2000-11-26 发表

8 月 8 日－－“ 集会骚乱论” 的失效日期

2000-08-11T23:17:00.000+08:00

2000 年 8 月 8日是安华案的审判日，早被“ 先知” 定罪的安华终于正式被法官判定肛交罪名成立，入狱 9 年。法庭内的判决肯定将对马来西亚短期和中期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我相信法庭外的千人集会也已悄悄在马来西亚的民权史上掀开了新页。千人的规模在安华事件爆发以来的示威事件中其实很小，但是警方和公众却在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律师公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下携手证明－－公众行使宪赋（第10 条1B）集会权利不会造成骚动，尽管判决如此。人权委员会、律师公会和非政府组织个别成立的监督团第一次运作是在 8 月4 日－－安华案原来的审判日，当时也有民众集结，不过规模较小，也在警方驱散群众时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我正好是非政府组织监督团的工作人员之一。谨将 8 月8 日我和数位朋友在现场所见所闻和读者分享。这当然不是全面的图景，但是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当时情形之一二。

上午 9。20 ：我们在高庭附近。警方语气客气地阻止公众进入高庭前面范围，只准在对街的独立广场路旁集合。独立广场一带停放多辆警方卡车。镇暴队和警员随处可见。

上午 9。45：我们来到印度回教堂路和马来由路的交接处，在附近驻守约 1 小时。这是 8 月 4 日群众在推事庭附近被驱散后再度集结的地点。马来由路上段有 12 位警察驻守，态度友善，后来甚至和我们亲切交谈。路下段在 Masjid Jamek 轻快铁车站附近另有 4 辆镇暴队卡车停放，镇暴队员在车内待命。

上午10。45：我们来到HSBC 大厦后面的广场，旁边是鹅麦河，对岸是高庭。当时已有约 3－4 00 人聚集在广场上，其中过半坐在地上听演说，其余在外围站立。 HSBC 和附近办公楼走廊上聚集另外至少 5－600 人。10 多名警察在远处观察，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不过，在此之前只有1－200 人开始聚集时，蔡添强和马力胡申被警方强硬逮捕。我们在现场看到群众不时高喊“Reformasi !”、“ 人民万岁！”、“ 安华万岁！”、“XX 下台！”、“ 逮捕XX ！” 等口号，情绪虽然激昂，却没有任何暴力和骚动。事实上，集会群众不少用白绳自缚双手，表明本身唾弃暴力的心迹。

未几下雨，群众纷纷走到广场旁边的大厦避雨，广场群众只剩 100 人左右，在集会领袖号召下，许多人纷纷回到广场，部分撑伞，更多只是用报纸挡雨；而其中部分中坚集会者由头到尾坐在地上，不管雨多大，天多冷，其中包括丘光耀、杨凯斌、刘镇东、庄白绮、蔡志发等年轻华裔。而群众虽然以马来人 / 回教徒占多数，在集会当中除了华印裔领袖如罗志昌、Gobalan Krishnan 等以母语发言之外，连一位马来同胞也尝试用不很流利的华语演讲，而马来青年更不时高喊“ 改革”， “Maru－ marachi”（淡米尔语），强调跨族群色彩。

中午 12。00 左右：安华被判监 9 年的消息传来，群众伤心愤怒，情绪激昂，但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情况保持和平。

中午12。35：大批警察从Masjid Jamed 轻快铁车站方向前进，为首警官用传声筒命令群众离开。大部分群众从命，惟有 10 个男女学生和中年妇女坚持不走，最后在拖拉之间同意离开，为首警官对集会者的合作致谢。据说在纠缠过程中，有便衣人员以藤鞭击打集会者背部，惟随即被军装警官制止。警方同时拖走了另一名集会领袖 Sufian。群众驱散后，警方以镇暴队员列成三排驻守广场。

中午12：40：警方从 HSBC 大厦侧面出来后，越过大街往林仰舜大厦 (Bank Tokyo-Mitshubishi）前进，突然一队警员疾步冲入该大厦的 EON 展览厅内，随即有三名男子被警方强硬押出来。多位警官被询问到底他们何事被捕时，都拒绝作出交待，但保持礼貌。逮捕事件后，警方命令附近围观的群众离开，其中一两位警官态度略差差。警方在林仰舜大厦旁的横街停放一辆水炮车、三辆镇暴队卡车待命。

下午3。45：在东姑阿都拉曼路的 Sogo 购物中心，群众已然聚集，为数约 40－50 人，其中一两人在街边派发有关安华案件的传单。未几，两位女学生开始喊 “Reformasi” 等口号，群众应和。警员开始从其他街角出现，过来在购物中心前驻守。学生们仍然偶尔喊口号，而警察冷眼相看。

下午4。00：高级警官率领警员要求群众离开。群众从命，警察在街角止步，为首警官并对集会者的合作致谢。群众一伙人则沿着东姑阿都拉曼路一边往南走，一边喊口号。群众过后聚集在 Globe Silk Store 对面喊口号，Globe Silk Store 对面也有群众呼应。每当路过车辆鸣笛支持，集会者就喊得更加起劲。

下午4。55：一辆车头插着国阵小旗的载货小罗里经过集会群众前，喝倒彩声四起。当该罗里因为交通灯转红而停下时，一位少年从 Globe Silk Store 那边穿过街道，快步跃上把罗里上的小旗拔下来，丢到对街的行人道上，后来该小旗被丢入垃圾桶。这是我唯一目击到的有集会群众所犯的暴力行为。我们向集会群众的一位领袖表达抗议。（他表示不认同，第二天投函给《当下马来西亚》向国阵支持者致歉。）

下午6。20：约 20 人在 Masjid Jamek 轻快铁车站前喊口号，后来自行解散。警方没有出现。他们之前据说曾在其他地区喊口号。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启示

8 月8 日集会在大体上非常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当警方以克制、有礼的态度行事时，群众的集会即使上千人，依然可以和平进行。第二，警方已经证明本身完全有能力维持集会的秩序，因此不必再以害怕集会发生骚乱为由，阻止公众行使宪赋和平集会权甚至干涉公众行动的自由。

当局阻止公众集会的理由向来有二：第一，集会群众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第二，集会会造成骚乱。第一个理由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宪法既然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权利，警方就有责任捍卫公众的这项宪赋权利。只有当行使这项权利会破坏更大的公众利益时，警方才不应该批准。而8 月 8日和平集会成功进行的两个启示其实已经让长久以来弥漫社会的“ 集会骚乱论” 不攻自破，有助于让即将庆祝独立 43 周年的马来西亚社会迈向成熟。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和平集会将越来越普遍，成为我们公众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发展可能会成为一些老人家的恶梦，对社会却是好事。

8 月8 日集会没有出现象过去的“ 滋事” 和“ 镇压”，除了是因为大部分民众保持本来的成熟和克制，人权委员会对集会自由的肯定、律师公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行动无异都是因素之一。而警方在当天大部分时间以文明的方式面对集会的群众，隐隐然警方有迈向文明成熟的迹象；然而，不幸的是，蔡添强竟然在被扣留期间受伤，背部的伤痕怎么也不可能是“ 自己致伤” 的；似乎在说明公民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不在警察局外面。 “ 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马来西亚要变成文明国家，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眼睛要张开！

老板一斤多少钱？--补选中选民的身价

2000-06-16T23:28:00.000+08:00

1. 贪生怕死者莫做议员

因为原任议员病逝而即将于本月10 日举行的直落甘望国会选区补选，联邦政府拨款接踵而来。就连一年多来悬而未决的毁猪补偿金，都已经在上个星期发放出去。看了这些新闻，我实在庆幸自己不是国州议员，尤其不是国阵的国州议员。

这些新闻，每天都在传达一个对议员而言很不幸的讯息给选民： “你的选区有很多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吗？不要紧，向上天祷告吧！请上天赐你们一场补选吧！只要有补选，伟大的联邦政府就会拨款，帮你们解决问题。 ”如果选民们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向上天祷告，而老天又成选民之美，议员就大难临头了―― 命好的是（1）惹上官非议席被悬空；或者（2）惹上绯闻或丑闻被逼辞职，命坏的就是（3）心智受损等严重伤残；或者（4）英年早逝。

如果在补选中以银弹收买人心的政治文化进一步发扬广大，选区有问题的选民可能就故意选老弱残兵，谁越有机会中途退伍就选谁，选举一过就日夜祈祷上天赐下一场补选。如果一场补选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再祈祷多一次。第二次补选不能解决，就祈祷第三次。“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时候，当真是“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了。你说，做议员尤其是国阵输不起的安全区的议员有多危险？我这种贪生怕死之辈肯定是不做的。我不知道那些去直落甘望助选的大人先生们会不会开始猜想自己选区的选民的心意。

2.选民对“ 立百疫灾” 发出的讯息

补选一定要是大家比谁能出多少钱来收买选民，象在拍卖所竞投货品的比赛；以致选民为了待价而沽而不得不期望议员们早日安息吗？当然不是。今天的这种局面如果变成对议员的一种诅咒，那是用金钱收买选民的始作俑者造的孽。

补选是为了要选举新的议员来接替不幸提早卸任原任者。不过，补选和一般选举一样除了是“ 议员人选” 的决定机制，也是“ 议题” 的民意寒暑表。

“ 立百全国第一灾区” 既然是座落在直落甘望内，“ 疫灾 ”无可避免会是补选的主要议题之一。不管当地选民是否关心，全国民众都会以选举成绩解读立百疫灾在今天的政治意涵。选民的选票将表示：（1）他们对卫生部处理立百疫灾的方式是否满意？一年前，卫生部部长和高官自以为是把立百病毒硬硬当日本脑炎来处理，网顾Jane Cardosa 教授等专家的忠告，以致立百病毒的发现平白拖延了几个月，造成了无谓的近百条人命和财物牺牲。（详情可读雪华堂立百小组的报告，中英文皆有，可免费索取）今天，选民是否认为这种不够专业的做法已经改善？这个问题，选民是否认为重要？（2）他们对政府补偿毁猪的处理方式是否满意？选民必须认清：三千万的补偿金来自全国纳税人（包括猪农），钱是获得赔偿者应得的，他们没有欠谁人情。如果他们满意国阵政府的表现，包括（A）补偿金的数额、（B）补偿金的发放过程和效率，包括在补选前夕才 “ 非因政治因素” 的完成，觉得那是任何政党所能作出的最佳表现；那他们当然应该考虑给予国阵支持，给予国阵鼓励。

对于其他议题，选民也应该站稳自己是政府、议员老板的立场去衡量参选政党的表现、政绩和承诺，理所当然接收任何方面的人情（包括以他们纳的税款推行的发展计划），然后从自己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应该支持谁。选民们必须记住，他们的决定是给政治人物的讯息，告诉后者：自己要、重视、关心的是什么。如果选民没有什么要求，他们便不会得到什么。如果选民认为现有的一切很好，那他们就只会继续得到这些。

3.老板一斤多少钱？
“ 人民才是老板” 运动开展以来，总有许多人对“ 老板” 不以为然，觉得 “ 老板” 只是在选举期间有些价值，选举一过就打回原形。他们大概只差没有问：“ 老板一斤多少钱？”，就象一些人问：“ 良心 / 原则/ 知识/ … … 一斤多少钱? ” 一般。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今天， “老板们” 在选举中变成好象等着善心人施舍的“ 可怜人”，很大原因是因为老板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你，作为一个人，当然是无价的；作为政府的老板，价值其实可以算出来。知道自己的价值后，我们或许就不会“ 贱价” 让政客骗去选票。

根据1999 / 2000 年度经济报告书，政府今年开支预算为RM 78，025 M （7 千8 百 25 亿），这些钱不管是人民缴纳的税款还是以人民名义举的债务，都是人民的钱，你都有分。除以2 千3 百25 万选民，每个老板今年平均值 RM 3，356 元。由于一半以上的老板没有投票权，以1000 万选民之数来算，每位选民值 RM 7，803。

以直落甘望选区来说，当地有61，641 选民，按以上算法，总体平均“ 市值” 应为RM 481 M （48 亿1 千万）。如果有人为了区区几千万就欢天喜地，我们只能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价。

是的，直落甘望选民，你是有投票权的公民。你今年的 “市值” 是RM 7，803。如果有人不谈政见不比政绩，丢五千万就想来贵区收买选票，除以61，641，阁下在收购者心中显然只值 RM 811。14，是你 “市值” 的10。39 ％。假设阁下体重60 公斤 ( 约100 斤 )，那么“ 老板一斤多少钱 ”呢？“ 老板一斤 8 块 1 角1 分（一公斤13 块半）”。

工大新春资料展的四个启示

2000-05-03T17:30:00.000+08:00

（1）工大不如印尼
今年，在新总统的政令下，印尼公民终于得以公开庆祝农历新年。这是三十三年来第一次。同样在今年，在新教育部长的管理下，马来西亚工大学生不被署理副校长（Timbalan Naib Canselor -- TNC）允许在校内主办新春资料展。这是三年来第三次。两者的性质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其事态发展的变与不变仍然值得玩味。

校方本来已经让学生租用礼堂，最后却取消学生的租约。这是毁约。对此，署理副校长的说词是，要展览主办同学把活动展延到年中，并入另一项各族文物展内，以免“ 影响学生准备考试” 云云。我不知道署理副校长担心的学生到底是主办的同学还是仅仅来参观的其他同学。如果是前者，我怀疑如此关爱学生的他是否知道这些同学已经花了四个月准备，而活动会不会影响备考暂且不论，他本人在学生筹备多月之后才来阻扰显然已经对学生心情产生更加的打击－－我现在的希望是工大不会雪上加霜罗织罪名对付主办同学，制造另一个王善晖案。如果是后者，署理副校长大人显然对工大学生缺乏信心，认定他们都是临时抱佛脚兼不懂得分配本身时间者，不然参观一个资料展怎么会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署理副校长的真正考虑是什么，他的禁令并没有达到让学生延期的目的，达到的效果只是活动被避改在校园外13 公里外的地区进行－－让学生多跑 26 公里是为了对学生好吗？从管理的效率来看，我们不禁想知道：署理副校长在毁约前是否有想过其可能达到的效果；如果有，其真正目的是不是只是要逼学生把新春资料展移到校外去，为全体同学认识马华文化增加障碍？如果不幸言中，这样的大学，和苏哈多统治下把不让民众接触印华文化的旧印尼有什么不同？马来西亚华裔很幸福乎？

（2）回教学生领袖支持新春资料展
我们常常对马来 / 回教学生领袖怀有强烈的不信任。在九十年代末以前，这种不信任并非事出无因，校园里少数族群语文 /文化 / 宗教活动面对的障碍，不仅来自校方，也常常来自学生会本身，而 “不给你们麻烦” 甚至是许多学生领袖在校园选举中勒索到政治结盟和支持的皇牌。

在工大新春资料展事件中，工大学生会主席和大马穆士林学生会 (PKPIM) 都支持资料展的主办同学。学生会领袖甚至呼吁校方不要总是歧视某些族群学生办的活动。就象在印尼是回教领袖总统撤销农历新年庆祝禁令一样，为什么在本地大学维护学生文化权力的也是回教色彩较强的学生领袖，而非较‘ 世俗’ 的校方？为什么主张建立回教国的回教党的主席在国会为工大学生的权利提出质讯，仿佛比学术人员出身的教育部长更关注？都是为了钓取政治利益吗？如果是，我们当务之急岂不是需要想想如何发展出有效机制，长期制造政治利益让人钓取？

（3）《新大专法令》必须被制定
为什么学生没有自由在校园内办活动的权利？因为社会的“ 呼吁” 不够，所以大学主校者不知道要尊重和公平对待多元文化吗？因为“政府长官 ” 还没有给官员晓以大义（或者大利？）所以官员们暂时性不懂得从善如流？

除非我们愿意继续欺骗自己，要彻底解决马来西亚国立大专内发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学术水平的低落，唯一的法子是由国会草拟新的法令来规范大专事务，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当初《大专法令》的制定是怀着政治动机的，并不是为了协调、引导大专教育的发展。因此，《大专法令》如果只作局部修改，则不能解大专教育发展的瓶颈与危机；如果要全面检讨，那何不从新制定算了。要推动《新大专法令》的制定，在教育部没有意愿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民间展开全面、深入的辩论，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最终逼使政客回应民意。这个工作，学术人员、大专毕业生、大专生的组织都可以做，不必等候政治人物。不寻求在法制上解放大专教育，对教育部和大学的“ 长官” 作再多的“ 呼吁”，都不可能真正提升本地大专各方面的水平，不过只能达到自慰或作秀的效果而已。

（4）为官僚建档
在《新大专法令》制定前，公众有一件事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就是为署理副校长这样的官僚建立档案。我们一定要好好认识这样认真制造新闻的官僚。我相信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位涉及杨凯斌事件、王善晖事件、新春资料展事件的祖基菲里先生是巫统元老丹斯里加莎里令郎，现任霹雳州州务大臣令弟。祖先生的家世和他的工作表现当然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身为公众，我们有必要知道有关他老人家的更多资讯，譬如说他长得如何、他住在那里等等。这样，我们下次在街上碰上他时可以和他打个招呼，和他分享一下我们对大专教育的愚见。将来，他离开了这个岗位，我们也要知道他的去向。那样，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做生意，我们就可以和他话话以前工大的家常。不是说公众和官僚的接触不够吗？让我们从祖基菲里先生开始吧！

2000-03-01 完稿
2000-03-05 发表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2000-04-16T17:42:00.000+08:00

－－从《诉求》第 2。3 项到《宪法》第 45 条（4）

最近首相署部长班底卡。阿明在国会被人讥为“ 走后门”，因为他不是民选的下议员，而是官委的上议员。他反唇相讥回教党两个州政府也有委任上议员。可惜，他的反驳并没有论证他不是走后门的议员，最多只说明他不是唯一一个而已。

事实上，班底卡先生的确不是。根据宪法第 45 条（1），十三州每州的州政府可以委任两位上议员，最高元首可以为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委任两位、纳闽联邦直辖区一位，以及全国另外四十位各界翘楚。所以，如果 “官委” 就是“ 走后门”，那么我们在上议院就有 69 位“ 走后门” 的议员，加上全国各地“ 走后门” 被州政府委任的县市议员们，“ 走后门” 议员才是全国大小议员中的多数族群；“ 不走后门” 的议员们是少数族群，最好学一点少数族群的样子。

“ 走后门” 的上议员是不是一定比“ 不走后门” 的下议员更好？这不能武断地论定。最近在议会内外涉嫌“ 性骚扰”、“ 比不文手势”、“ 倚老卖老”、“ 怠工（拒绝回问题）” 的议员，似乎绝大多数都是选民们选出来的。而 69 位上议员中，包括班底卡先生在内，有四位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可见上议院“ 人才鼎盛”，或者说内阁“ 求才若渴”。然而，就算全部上议员都比下议员有素质，就算推选下议员的选民们多么没有品味，这都不是上议院应该继续官委的理由。上议员既然做的是 “民意代表” 的工作，委任权就应该留给负薪水的老板们决定。如果老板择人不淑，吃亏的也是老板；没有人有权剥削老板的选择权。

上议院民选其实只是众多“ 政治体制改革” 议程之一而已。在马来西亚，政治体制改革左右不吃香－－执政党不要，因为怕自己的政治优势被改掉。反对党不要，因为大多数选民对“ 体制改革” 没有兴趣，推动这样高调的议程不会变成政治明星，做来为什么？选民不要，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 “体制改革”。没有改革，日子也不是照样过？就算是所谓改革派选民，大多数也只有兴趣换政府而已，因为那些政治人物告诉他们：“ 换政府才是国家最需要的，换了政府就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制度？只要你选的是我们这些圣人，制度就不会有问题。 ”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里面，体制改革要由谁来推动？答案无可避免会是所有关心国家进步的个人和团体，譬如签署《华团大选诉求》的 2093 个团体。《华团大选诉求》里就有 8 项诉求是涉及体制改革的，上议院民选是其中的第2。3 条，其他还有选举制度、上议院、地方政府、司法系统、总检查署、反贪污局、警察部队的改革和法定调查委员会的设立。这些都是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打算，任何一项的落实都会比登上 1 万次珠峰更有意义。

非政府组织譬如华团要怎么推动这些庞大的议程呢？我觉得最基本的功夫是让更多人知道 “为什么要改？” 和 “ 要如何改？”，老板们才会懂得叫他们的代表去国会提出来。体制的改革有时候未必如我们想象中多工。以上议院民选来说，全盘的修改、检讨上议院架构、制度固然需要修宪；可是，如果我们要的是最基本的改革，国会只要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了。

请看宪法第 45 条（4）怎么说：“ 国会可以通过立法

（a）增加每州被选的议员人数至三名；
（b）制定条款以便每州的选民可以直接选举本州的议员；
（c）减少被委任议员的人数或者取消被委任的议员职。”

援引这个条款立法，不用修宪，我们就可以全面取消官委议员职，代之以39 个民选议员职，省掉每年数以百万元。

宪法甚至早就构思好了要如何选举上议员。请看宪法第120 条：

“ 如果国会依照第 45 条（4）使上议院成员由选民以选票直接推选，那么

（a）整个州必须成为一个选区，并且每名选民在上议院大选中必须拥有和被选举席次相等的选票；
（b）下议院大选的选民册必须同时作为上议院大选的选民册；
（c）一如其之实行于下议院大选，第 118 条、第118A 条、第119 条必须实行于上议院大选。”

当然，就算公众都知道这两条条款，不代表国会就会乖乖立法。可是，不先弄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喊再多喊再大声“ 我们要求。。。” ，大概也是喊来让自己过瘾而已。上议院民选之外，其他体制改革、修订恶法、制定良法的诉求又要如何落实？我们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是否做了功课？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又是否愿意花钱做功课？

有人批评《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前沉寂了一阵子，并论定这份应该是掷地有声的历史性文献已经成了历史。如此论断的人显然并没有看到《诉求》和游说运动的本质。作为老板的代表，诉求工委会的工作，不是帮助任何求职者面试成功，而是在本届国会任期内追求让尽可能多的诉求落实，然后尽可能把无法落实的诉求变成下一届甚至下下一届大选的议题。为国家、自己下一代的未来实实在在做一些深耕的努力，在我看来，远比影响一届大选成绩更重要。

然而，收集公共资讯、监督公职人物、引导公众舆论的工作不象在夜市场卖鸡翅膀，可以即刻见功，可以每晚点算投资的时间、金钱有多少回酬。一个朋友问：你把诉求的工作说得那么重要，可是，今天很多人都早已经忘了《诉求》或者不存任何希望，我们的华团领袖会不会这样傻，主动出钱出力去担起这个吃力的工作？我笑笑：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2000-04-12 完稿
2000-04-16 发表

借问酒家何处有？

2000-04-09T17:40:00.000+08:00

1。反对回教国还是要求一国两制？

回教党得不到华裔广泛的支持，是一个事实。可是，华裔是不是真的反对回教国呢？我很保留。我越来越怀疑，华裔其实并不反对回教国，他们只是反对任何限制他们喝酒、赌博、吃猪肉、拜神等自由的政策。如果你真正反对神权政治，那么你的立场不可避免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独立自主，反对国家机关对个人自由的钳制。历史上政教分离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传统，正是因为宗教曾经成为掌权者压制异己、为所欲为的护身符。这些理论我们都没有听到；相反的，很多华裔都支持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样才不会乱。他们的反对声音只是因为恐惧回教和担忧非回教徒权益受损。

如果华裔反对回教国只是因为担心他们没有酒喝、没有万字买、没有猪肉吃、没有神拜；那么，只要他们喝酒、赌博、吃猪肉、拜神的权利能够被保障，他们怎会反对回教国？因此，回教国完全是可行的，只要这个回教国象中国一样搞“ 一一国两制” 或者“ 一国多制”，让非回教徒在特定的地理 / 社会 / 法律空间为所欲为，象今天的香港或者当年的上海租界一样。那么，马华和行动党从今以后不用再反对巫统和回教党的回教化政策，只要后者务实点支持 “ 一国两制” 就好。到时，大家就比比看国阵和替阵谁的“ 一国两制” 比较开放。这样，巫统和回教党可以更放心的回教化，非回教徒也可以继续“ 酒照喝，马照跑，舞照跳”。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不是很好吗？

2 一国两制和华人净土
是啊，一国两制有什么不好？只要非回教徒的权益受到保障就好，回教徒的内部事务，我们何必插手多嘴？既然有回教徒说回教徒妇女一定要戴头巾，那么回教徒妇女有没有选择的权利，关我们舍事？我们只要关心非回教徒雇主有没有受影响就好。

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从政治人物到知识分子，从社会贤达到贩夫走卒，大部分马来西亚华裔心中深处都有一个“ 华人净土” 的梦想。这个“ 华人净土” 不必是中国，而是一个“ 我们华人可以自在地生活，追求更美好未来，不受干扰” 的世界。你要看清楚这个世界，扭开电视机看本地的中文电视剧就好了－－里面的世界大部分都是这个“ 净土”，警察是华人，法官是华人，公务员是华人，大学生是华人，他的老师同学也都是华人，到处都是华人，大家都讲广东话或者华语。哗！多么舒服！（本地电影人 Mansor Puteh 在 malaysiakini.com 三月二十五日的专栏对本地中文电视剧有很痛快的批评。）

我们不遗余力抨击单元的语文 / 文化 / 宗教 / 教育政策。那是种族主义，我们没有疑问。可是，维持现状就是最有利于国民统合吗？怎样加强语文 / 文化 / 宗教 / 教育背景不同的国人的共同认同（假设已经有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答案，那是国家的责任！

要对抗沙文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以国家本位出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发扬本身文化的同时拥抱其他文化遗产，不是以孤臣孽子的姿态维持本身的文化象征，甚至一心只要与 “母国” 文化接轨。同样的，要对抗神权政治，我们需要的是现代世俗国家藉以立国的民主、法治、自由，不是对黑狗啤、万字票、猪肉和神主牌的依恋。

今天华裔对“ 回教国”的恐惧，其实是马华社会“ 净土梦” 被现实惊醒后歇斯底里的惊叫。“ 回教国” 必须被反对，但不能仅仅从单一族群权益的观点出发。马华社会在面对现在“ 回教国” 和历来的“ 马来国家” 的单一政治议程时，都不能推动更马来西亚的反建议作为回应，非常清楚说明马华社会在心态上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并不是始于发表“ 少数民族论” 的林良实先生或其前任，而是始于几百年前的甲必丹。几百年过去了，马华社会已经放弃回归“ 母国” ，却还不敢自视为这片国土的儿女，追求一个全民的政治理想。他们还是象五百年前马六甲中国山上的中国宫女一样，只敢期望国家的保护。

3。结合历史和土地的节日
上个星期天，我们去美罗南北大道旁的小山上去探望阿公阿嬷。他们从广东普宁南来，在霹雳安顺落脚，最后长居美罗。我从小就很喜欢清明节，感觉上是家族的节日。后来和焕然谈起，他甚至说清明的感觉就是回家的感觉，因为分散各地的亲戚往往就是趁扫墓的时候聚在一起。

我在山上和报上都看到很多年轻人随长辈去扫墓，在欣慰之余却不禁担心：再下一代呢，这个传统会不会断绝？说到底，是什么牵引我们去扫墓？是因为我们相信祖先等着我们要烧的冥镪和手提电话吗？如果那是唯一的理由，那么一神教教徒、相信祖宗已经转世的佛教徒、无神论者都不会去。可是，多少人知道其他理由？大学时有个回教学院的同学，在做比较宗教研究时问了宿舍里很多华裔同学，都没有人能够告诉他清明的意义是慎终追远，更没有人告诉他祭祖只是“ 敬如在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延续传统的缘故去相信自己并不相信的观念，但是，清明不应该因此没落或局限于传统民间宗教信徒，因为它有更重大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对我们这样的移民社群而言，清明的意义不仅是慎终追远，更暗示了落户扎根的开始。华人传统上不愿为异乡鬼，对葬身之地总要有一定的认同。自认是客死异乡的人往往会想把遗灵或骨灰送回故乡，这从古代旅人停柩寺庙的习惯、江西道士赶尸的传说到今天蒋氏父子遗灵奉安慈湖等着送回浙江安葬的安排，都可看出一斑。因此，我们的祖先愿意在本地入土为安，不管是自愿或无奈，都代表着上一代移民飘泊的终结。而扫墓也代表着下一代移民定居的延续；因为只有后人不再往外移民，才有可能年年上坟。君不见后代四散的叶亚来，连坟都有人想铲了去发财？

清明同时代表着移民社会的历史和土地。这样一个节日应该有助于培养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和历史感，不再象蒲公英一样把根扎得浅浅，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风一吹就把后代送走。“ 吾躯今日归故土，他日君体也相同”。百年之后，还有没有马来西亚人会在清明上坟？如果有，他们将在我们的坟上吟些什么呢？“ 借问酒家何处有” ？

2000．04．05 完稿
2000．04．09 发表

极端：沙文主义？基本教义？

2000-04-02T17:37:00.000+08:00

两种“ 极端主义”
“ 极端” 在大马政治是个魔术字眼。如果你能够给你的政敌套上“ 极端 ” 的帽子，同时把你自己包装成“ 反极端主义斗士”，你的政敌在中间派选民当中就破产了。可是许多“ 反极端主义斗士” 私底下最感恩的就是“ 极端” 的对手，对手越 “极端”，他们才越显得更有价值；所以，他们从来只会告诉选民拒绝“ 极端” 的敌对党，却绝对不会希望“ 选民有一天将能杜绝极端政治”。譬如说：在桑港补选中，回教党和巫统都被对手和盟党评为“ 极端政党”，但是，两者的“ 极端主义”（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或者说构成上其实并不一样。

在马来西亚种族 / 宗教政治的语境中，“ 极端主义” 多数时候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族群 / 宗教本位的沙文主义 (chauvinism)，强调本身族群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语文权益，从展现或企图建构对其他族群的优越感，到压制其他族群 / 宗教信徒的权益，刚性者敌视他族，柔性者则愿意在同化的基础上接受他族。第二种是形式化的基本教义主义（fundementalism)，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语文领域中力求复兴固有文化道统、强化族群内的文化认同，能够泽及天下当然求之不得，但不一定就是向外扩张性。这两种“ 极端主义” 的分野是粗略的，绝非截然二分－－基本教义主义者最后可能沙文主义化，沙文主义者也可能有基本教义色彩。事实上，许多极端主义者是集二者于一身者。

“ 基本教义主义”
今天我们对“ 回教基本教义主义” 的恐惧，部分是对回教和回教复兴运动的缺乏了解所致。回教复兴运动念兹在兹的是重现回教文明过去的光辉，把回教教义落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回教教义并不局限于精神生活。

我个人觉得，回教徒完全有权利从回教文明的辉煌历史和经典旧籍中找寻新义，来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和西方文明争一日之长短。而回教银行、回教保险等概念的探索和落实，如果能对西方经济制度产生冲击，未必没有正面意义。从同样的角度去看，如果 Kharaj 比传统的地税更好，Kharaj 取代地税并不是坏事。整个 Kharaj 议题的可议性，不在它是复古的产物，也不在双重课税的技术性问题，而在它进一步建制化回教徒和非回教徒之间的分野。不管非回教徒受到如何周全和公正的保护，依宗教分开公民的政策将无可避免地和现代国家的本质发生冲突。

“ 回教基本教义主义” 的另一个可议之处是其道德至上的清教徒倾向。问题同样不出在是什么宗教，而在国家机关以宗教之名不断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而其权力在宗教的外衣下并不能被质疑。结果，个人自由和权利，尤其是弱势族群如女性者，将受国家限制。这正是为什么回教党州政府“ 回教妇女必须戴头巾” 的命令会受到各界包括“ 回教姐妹组织” 抨击的原因。

虽然“ 回教基本教义主义” 防守性地加强本身社群的凝聚和抗拒外来影响，它对回教教义的无上遵循并不全然对非回教徒不利。至少，所有《可兰经》和《圣训》里所强调的公正，包括对其他宗教的包容，在彰显真正回教精神的召唤下，反而避免了其他宗教和信徒过去所受到的限制。

“ 沙文主义”

比较之下， “ 沙文主义 ” 对其他族群的压迫和限制则不折不扣是侵略性的。语文沙文主义处心积虑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和学习，鼓励少数族群自动放弃母语。文化沙文主义只允许其他族群办花瓶式的文化活动，不鼓励文化的深耕；有时甚至连文化表演、展览都诸多限制。宗教沙文主义不但不允许跨宗教的自由竞争，连其他宗教建立本身祈祷所也加以禁止。政治和经济沙文主义则不断强调单一族群的对国家的主权。 “ 沙文主义” 很多时候以“ 国家” 之名行独霸之实，更多时候是以各种技术性动作（所谓“ 行政偏差”）静悄悄地消除语言、文化、宗教乃至族群的多元。

不要制造双份魔鬼
今天当我们谈对 “极端主义” 的防治时，我们必须问：它到底是保守、复古、形式化的基本教义主义，还是排外、独霸、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两者我们都必须抗衡；但是决不能把两者混淆。巫统和回教党在争取非回教徒支持的同时，显然都有为了争取回教徒选票而走上“ 极端主义” 的危险，这是所有相信多元主义和世俗政体者必须用选票来防治的。但是，我们必须把讯息传达得很清楚。

我们必须确保“ 沙文主义者” 知道：同时走“ 基本教义路线” 只会让他们进一步边缘化；也要让“ 基本教义主义者” 知道：他们没有选择“ 沙文主义” 是明智的选择，而弹性地落实教义将会更明智。如果讯息传达错误，“ 基本教义主义者” 将会同时“ 沙文主义化”，“ 沙文主义者” 也将“ 基本教义化”，届时我们将真的是在两个“ 双份(double) 魔鬼” 之间，不知要选什么好。

2000.03.29 完稿
2000.04.02 发表

台湾变天启示录

2000-03-26T17:35:00.000+08:00

1。三大卖点，三强各占其二

台湾第二届总统直选终于落幕，曾经高喊“ 台独万万岁” 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 ％的简单多数当选。这是不是意味着台湾人已对统独作出明确表态（最大单一多数支持，或者六成反对）？我以为不然。这不仅是因为候选人中有扁宋连三强鼎立，更是因为出现三个主要议题，并且这三个议题的主流派选民中，三强各在其中两个议题占有优势，形成混战局面。因此，最后选民的选择技术上说起来只能被解读成对本身最重视议题的裁决，而个别选民可能有个别选择，不一定就是统独之争。

这三个主导性的议题分别是：第一，政治改革，支持政治改革的选民占多数，扁宋占优；第二，两岸和平，希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触怒中共者占多数，因此，宋连这两个“ 泛国民党” 候选人占优；第三，李登辉路线（本土化），扁连占优。

选战的发展就是每一个候选人想办法掩护自己的弱点，同时在本身强项上则以攻击或收编手段挖另一对手的支持者。外省籍的宋楚瑜挑台籍名医张兆雄做竞选伙伴就是为了争取本省籍选民，但 “兴票案” 的发展却破坏了宋的改革派形象。而陈水扁坐收“ 兴票案” 的渔利之后，争取到李远哲答应做两岸特使，就是为了争取怕战的选民。

另一方面，“ 弃连保宋” 和“ 弃宋保连” 抢的是泛国民党支持者的票，“ 弃连保扁” 和“ 弃扁保台（连）” 则是对李登辉（台湾政权本土化）支持者的争夺。选举前夕，李远哲 “ 政党轮替、清流共治” 呼吁掀起的政治改革浪潮，李登辉支持者挺扁的“ 弃连保扁” 效应，都大大提高了扁的胜算。但是，支持扁者到底是支持其台独路线 / 李登辉路线，还是其政治改革，没有人可以论断。而中共动武威胁到底是达到效果或反之，我们也无从论断。一些选民可能故意和中共对着干， “ 弃连保扁”；但是，“ 弃连保宋” 的效应也很明显。据说中共的第一选择是连战，因为台湾的政局稳定（国民党继续执政）比政治改革（宋楚瑜当选）更符合中共的统战考虑。中共显然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求变心切下连战势将败选的形势。如果中共当时表明可以接受宋楚瑜，宋会不会得到多一些支持而当选？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2。陈水扁胜出关键－－一轮选举
如果没有中共威胁，台湾人会选什么？这个答案最有民主意义，但是，没有人知道。而在中共威胁下，最多数台湾人的第一选择又是什么？陈水扁真的是最多数选民的第一选择吗？理论上，他完全可能只是最多选民的第二顺位选择，也有可能他才是许多投宋连选民的第一顺位选择。可以肯定的是，有 60 ％选民没有选他，而他并不见得是这些选民的第二顺位选择。对反李示威群众来说，他肯定是最后选择。他们的愤怒原因不是陈水扁当选总统，而是他们相信自己已被国民党 / 李登辉误导去支持没有机会当选的连战。这当然不是陈水扁的错，甚至不能说是李登辉的错，因为最大的错是台湾的总统一轮选举制度。

反李示威者怪国民党制造假民意调查结果，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民意调查，而是“ 两论选举”－－当没有任何一组候选人得到过半选票时，最高两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论选举，届时当选人必然得票过半。这种制度的好处是，选民可以在第一论选举中完全按自己意愿投票，支持自己的第一顺位选择；到了第二论选举时，才决定要在最后双雄中“ 弃谁保谁”。另一个好处是，当选总统必然性地得票过半，在面对国会时就不会缺乏民意基础。选举制度改革，遗憾的是，并没有成为示威的主调。而有些媒体只是批评示威者不尊重民主结果，也没有突出现选举制度中不民主之处。欢呼与抗议选绩双方都只着眼本身利害而无视制度的不完善，令人不禁要对台湾民主的溢美之词打一点折扣。

台湾的选举制度当然也有值得我们仿效之处，最著者就是算票的效率。 25 个县市的揭晓票数可以每分钟更新（“ 雅虎台湾” 和寰宇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又没有造票的争议，单单这一点就值得马来西亚选委会学习了！

3。陈水扁胜出可能对中共最有利
陈水扁胜出后，许多人以为不利两岸统一，我以为恰恰相反。如果中共是准备不战而屈台军或者以战迫和，陈水扁这个主张台独又得票不过半的总统都会是最好的对手。如果中共有能力逼台湾上谈判桌，妥协的陈水扁会比妥协的宋楚瑜和连战更容易说服台湾的民意。如果宋连妥协，台独分子分分钟会扣上“ 卖台” 的罪名。今天，陈水扁在战云密布中上台，压力就集中在他身上，如果他启发战端以致台湾“ 沦陷”，不仅权位不保，更将成为台湾罪人。这逼使他必须向中共作出适当的让步。陈水扁上台不出一周，即表示愿意以对等地位谈“ 一个中国”，立法院（国会）也通过小三通法案，压力可见一斑。事实上，挟着其地缘军事实力，中共注定是此次台湾选举中的胜方。这正是台湾没有条件独立的原因，一个无奈也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共今后只要继续文攻武吓，至多封锁海峡，甚至不必攻外岛，就可以逼台湾上谈判桌；因为台湾的股市和经济并没有能力经得起那么多的惊吓。威逼利诱之下，促统的主要力量甚至将会是大陆的台商，而不是台湾岛上的外省人。比较之下，开战反而会令中共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就是一个离心的台湾社会。如果半个世纪前在一座孤岛上的 228 事变可以成为台独的诱因，在环球化时代强攻台湾甚至逼降肯定将引起更大反弹。除非擦枪走火，或者中共要领袖受内部压力所逼要立军威，或者陈水扁触怒中共，两岸眼前没有开战的理由。对中共最有利的选择还是文攻武吓；但是，文攻武吓也要适可而止，过多则台人将会麻木，到时中共要立威就无法不开战了。因此，比时机更重要的是中共能够开出的条件。开不出好的条件，中共只好武力解决，而台湾将真正变成 “ 离心的一省”。

4。台湾不是一个省
至今为止，中共一直把台湾称为 “叛乱的一省”，视台湾政府为 “地方政权”，称 “ 中华民国总统” 为“ 台湾地区领导人”。如果中共希望和平统一，这些修辞和观点迟早都必须修正。在李登辉“ 冻省” 之前，台澎金马也不是一个省而已，在“ 中华民国” 体制下，它包涵了一个省（台湾），两个直辖市（台北、高雄），外加福建省两个县（金门、连江）。因此， “中华民国总统 ”绝对不会接受降级成为“ 台湾省长” 或者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首长” 并列。在一个“统一的中国” 里，“ 台湾地区的总统” 摆在那里，是中共统战工作必须面对的挑战。废除 “总统选举”，或者改为“ 中国国家副主席（台湾地区）选举”，都不可能是台湾政治人物和民众可以接受的底线。

中共在两岸谈判中必须更有创意才有可能说服台湾“和平统一”。在坚持本身 “ 代表中国主权” 之余，中共必须放下国共内战战胜者的身段，把国家利益置于党利益之上。既然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当今台湾人普遍不信任北京的情况下，中共甚至应该暂时搁下本身的“ 中央政府” 角色和主权争议，先以“ 大陆地区领导人” 的身份和“ 台湾地区领导人” 的身份展开“ 区域政府” 与“ 区域政府” 的对等谈判，再商定统一后两岸分享主权的问题。

中共必须看到五十年来台湾的变化。技术上，五十年前国共两党的内战还没有结束，可是，台湾的政权已经不再是一党一姓的私产了。面对台湾一方不求胜（不反攻）也不认输（被“ 并吞”）而要保持现状的选择，中共如果在没有必要之下重新启动内战，将难逃破坏和平之责。台北今天最大的本钱，不是某些民进党、建国党人的福佬（河洛）民族主义（有点象马来西亚的 “土著主义”），或者苦心建构的“台湾人被外来政权殖民四百年” 历史论述，不是李登辉的“ 皇民情意结”，不是美日的撑腰，而是五十年来台澎金马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和民意依据。要避免台人的继续离心，中共或许必要把底线划在“ 一个中国”，而不是“ 国际承认”，具体列出统一后分享中国主权的台湾可享有的外交地位。倒过来，台北也应该把底线划在“ 国际承认” 而不是“ 台湾独立 / 永不统一”。这样双方才可能有谈判的空间。

除了担心被大陆 “并吞”，跻身经济强国的台湾人比以前更渴望在国际上受到承认。陈水扁的死忠支持者中不少是李登辉的崇拜者，而李登辉的魅力正是建立在他敢不断批评中共，拔虎须的勇气上。许多小国的人民有很特别的心理，崇拜玩弄民粹主义、勇于批判挑衅强国的领袖，不管有理、出于正义或者符合国家利益与否，从伊拉克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莫不如此。中共如果在外交上继续打压台湾，最高兴的应该是摩西李登辉吧！

5。马台政治的类似处
看台湾的政治，我们不期然便会想到大马政治。如果说国民党象巫统 / 国阵，中共武吓象暴乱广告，和李登辉曾经情同父子的宋楚瑜便象安华，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和主张回教国的回教党（正巧，都是绿色呢！），不约而同都是要主张改变国体的强势在野党。如果曾经高喊台独万万岁的陈水扁可以在上台后改口愿谈“ 一个中国”，民进党可以修改党章中的“ 台独条款”，党章中连“ 建立回教国” 也没有的回教党会不会有一天也改弦易辙？这一切可能要先看桑港补选成绩。民进党向中间靠拢甚至愿意争取外省籍选民，都是在它得到越来越大支持，执政多个县市（等于马来西亚的州）后才有的变化。

2000-03-22 完稿
2000-03-26 发表

党选！补选！大选！

2000-03-19T17:33:00.000+08:00

一、巫统党选－－马哈迪的第二次大选

巫统大会被称为马来西亚真正的国会，因为，只要巫统一日还是执政集团的主干，决定政府的大方向和领导人的，便将是巫统大会的两千多名代表，而非国会里的 193 名国会议员。正因为巫统大会如此举足轻重，本届党选的意义其实是马哈迪医生的第二次大选。如果说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选，他已经在党外的考验中过关；今年五月的党选将是他另一个考验。马哈迪、阿都拉组合必须在党选中漂亮当选（不管有无对手），对他们的 “信任投票” 才算告一段落。

虽然到现在为止马哈迪医生和阿都拉在提名形势上遥遥领先对手，这场考验可能比大选更为凶险。在大选中，保守的选民可能担心政党轮替将造成政治不稳、体制改变，而倾向于支持原任。这种优势在党选中却消失了，不管选举成绩如何，党的政权不会在短期内易手，国家的体制不会出现改变，你不能指责对手“ 制造骚乱”、“ 勾结外国势力”、“ 走极端宗教路线”。这些在大选时用来得心应手的攻势，在党选完全无效。现在巫统的重量级领袖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因此，如果出现竞争，将是个人素质与魅力之争。这正是为什么最高理事会不得不发出 “无竞选” 忠告的原因。

二、姑里能不能突围？
正常民主国家和政党的竞选本来是意识形态和政纲的竞技场，不管个人如何优秀，政治人物要问鼎高职，都要突显本身的政见如何比对手优越。政治思潮的变化甚至将决定当朝政治人物的去留。在二战中领导英国取胜的邱吉尔就是因为民心思左而败选。而马来西亚的情况刚刚相反，让政权的更替变成可能的，不是政治人物之间政治路线的不同，而是他们政治路线的相同。在最高理事会的劝告后，巫统的党选更加显得“ 吊诡”，笼罩在党选之上的，不仅不是路线之争，甚至不是那一个领袖能力比较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 “人” 要参选的问题。这个人当然就是姑里。换句话说，选举成了选举本身的议题。

在华文报乃至其他主流媒体都不看好姑里还能迎头赶上的当儿，资深新闻从业员 MGG 比莱独排众议，认为姑里出线的机会仍然很高。他的根据是，眼前提名原任的 48 个区部本来就是前者的支持者，姑里的底牌还没有揭开。他相信在马哈迪医生取得 50 个区部提名后，姑里的提名将会陆续增加，因此，好戏在未来的两个周末。而如果支持他的区部都将象丹那美拉般提名他攻两职，姑里到底会打那一个职位呢？比莱相信，两位原任都会希望姑里打另一人，因此，姑里将会得到足够提名竞逐主席职。而姑里到今天仍然沉默的原因是，他要被动地让支持者提名。马来文化里没有领袖毛遂自荐的传统，领袖都是由基层推出来。换句话说，姑里的沉默不是犹豫不决，而是聪明的借助马来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传统政治文化来加强本身的筹码。

三、三关、五形势、四巫统、两议题
巫统党选三个扣人心弦的关卡将是：第一，姑里是否能得到足够的提名？第二，如果足够，姑里会选择攻那一个职位？第三，姑里会不会胜？

就党选胜负而言，可能出现的五种形势将会是：一，姑里不打，最高二职无战事；二，姑里打主席职，败阵；三，姑里打主席职，胜出；四、姑里打署理主席职，败阵；五，姑里打署理主席职，胜出。

巫统党选的结果最终将是对大选选出来的内阁阵容“ 复决”。形势三固然将是变天；形势五也将意味着马哈迪医生将在两年内退休，在下一届党选前卸任首相职。而即使是形势二和形势四，如果出现原任只是险胜，巫统党内的暗流将更加汹涌，八七年形势重演并非不可能。对原任最有利的当然是形势一。可是，即使形势一是党内的共识，巫统也仍然将在党外面对民意的考验。

事实上，巫统在党选后所面对的挑战将不止是分裂的可能性，还包括“ 其斗争（与马来人）相干（relevant) 与否” 的问题。党选后会有四个可能的巫统：第一个是“ 团结” 在现任领导层下的巫统；第二个是“ 团结” 在新领导层下的巫统；第三个是由现任领导层领导的“ 分裂巫统”；第四个是由新领导层的“ 分裂巫统”。而不管巫统由谁领导，不管巫统在选后将“ 团结” 或分裂，领导巫统的人必须设法争取回离心的马来选民，和回教党、公正党争一高下。

巫统会用什么手法收拾旧河山呢？这些手法对国家的发展将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才是每一个国人都必须关心的真正问题。在我看来，党选后要重新出发的巫统，将在两个议题中选其一，第一是“ 民族团结”，第二是“ 政治改革”。而那一种议题将成为选择，关键不会是领导人的政治理想或意识形态，而是那一个议题将最有效地帮助巫统转型，在新的政治生态中继续称雄。换句话说，巫统的斗争路线将会是选票算术的结果。

四、桑港－－代理战场＋选战实验室？
“ 团结” 还是“ 改变”，那一种议题将会为巫统带来生机？巫统内没有人知道确实的答案。就党选而言，大家可能没有什么选择－－要 “出位” 的人不可能现在支持团结，要“ 上位” 的人也不可能现在支持改变。事实上，前者必须证明改变的需要，后者则必须证明团结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桑港补选就有了双重意义，第一，作为巫统党选的“ 代理战场”；第二，作为巫统测试下一届党选议题的“ 实验室”。

我的猜测是，不同方面的人（包括巫统党外）将利用这场补选进行各种实验，以便找出最有效的议题。没有任何议题是能够皆大欢喜的，事实上，面面俱圆的议题最没有看头。聪明的政客都知道这一点。他们追寻的将不是不得罪任何人的议题，而是得罪人后选票净增最多的议题。如果忽然《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上了各语文报章头版，或者马来西亚忽然又碰上不怀好意的外国人要来吵架，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发展。

最近，有人大义凛然地指责“ 种族极端分子” 云云，心里不禁要为被责难者打抱不平。他们那里是极端分子？种族主义的发作有季节性的吗？他们不过是在进行政治市场实验的科学家或者实验室助手耳！你没有试过在百货市场试饮试吃某种新产品的市场测验吗？你不喜欢它的味道，你可以告诉科学家你绝不会买这种产品，让科学家记录下来，回去调整口味；何必破口大骂科学家道德沦丧，请你吃那么难吃的东西？你也未免太没见过世面了！科学家又不是每个人肚里的蛔虫，怎么知道每个人的品味？

2000-03-15 完稿
2000-03-19 发表

《前锋报》围魏救赵？

2000-03-10T23:21:00.000+08:00

爱国言论
《马来西亚前锋报》在三月二日、三日连续两天以封面报导，很多知名人士批评寰宇电视有太多外国（尤其是中港台和印度）电视节目。其中，我国影片制作人协会拿督晋斯山苏丁认为，这将影响国人的爱国情操；半岛马来学生联合会 (GPMS) 主席拿督苏海米表示，这些外国节目肯定会影响青少年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 (FOMCA)主席韩旦教授则主张政府强制实行广播法令，确保外国文化不会荼毒国人心灵。该报的立场当然是很明确地要求限制外国节目。

第一层分析：意见
外国节目有没有可能（负面）影响国人的爱国心、青少年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以及荼毒国人心灵？答案不会是绝对的有或没有，而是：多大程度？对那一些人？而要避免从单一角度看问题，我们必须同时思考：外国节目有没有可能同时也加强了国人的爱国心，正面影响青少年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滋润了国人的心灵？

传媒的素质和节目 / 报导内容是很值得认真讨论的课题，但是，探讨之前的最基本的条件必须是先研究这些外国节目的内容。“ 外国节目” 是很含糊的词，是那些节目带来不良影响－－新闻？体育？娱乐？教育？综合？卡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寰宇的用户，还没有对寰宇的节目内容进行分析。主张限制者有责任告诉公众：寰宇电视二十八个频道中那一些频道的那一些节目（占多少巴仙）你认为可能有问题（可以随机选任何一周的节目表研究，再抽样观赏部分节目），或者最低限度，举出一些有问题的例子。发言前先作调查，不管什么专业或学术背景，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公众有权利检验你的证据，以便先排除你不是信口开河或者看不懂节目内容等可能性，再来详细检验你的意见。

很可惜的，这种就事论事的讨论到现在似乎还没有出现。就算他们的观察属实，公众也无法有效地讨论应有对策。就算当局要采纳他们的意见，恐怕也不知道要限制那一些节目。譬如说，欧洲足球联赛让许多大马人成为红魔等外国队伍的支持者，对国家队不屑一顾，请问算不算影响了国人的爱国心？

没有看或者看不懂外国节目，是不是就不能批评外国节目的不良影响？当然不是，但是，请你先论证你隐含的前提：“ 外国节目必然会带来不良影响”，或者“ 外国节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与其数量成正比”！我以为，整个课题中最令人担心的不是前述 “知识上的怠惰”，而是这种以 “ 爱国”、“ 道德” 等等美丽的名堂把这类隐前提推销给社会，形塑单元或拒外的社会文化的企图。

批评外国节目带来不良影响不一定就是沙文主义，但是，很不幸的，《前锋报》的报导方式显然并无法带起理性的讨论。在这种情形下，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去分析就非常必要。

第二层分析：新闻
为什么寰宇电视外国节目的问题会成为头条？

第一个可能是，外国节目的不良影响已经过了临界点，公众人士尤其发言的知名人士们纷纷不约而同向《前锋报》反应，忧国忧民的《前锋报》也就本着“ 社会良知”从善如流大事报导。最近，语文、文化的课题似乎很有市场。就在“ 寰宇” 案前一两天，有读者投函《前锋报》强烈批评世界乒乓赛的主办当局使用华文，让人以为赛会在中港台举行，主张任何体育赛会今后只准使用国英文。第二个可能是，敏感的不是公众而是报馆，报馆主动把这个新闻挖出来，制造头条。如果是第一个可能性，那是意见层次的问题，前述毋鳌；我们关心的是第二个可能性，《前锋报》的 “ 感性”处理手法让人不得不往这个方向思考。

“寰宇电视外国节目” 的课题是在什么时空语境 (context) 下热起来的呢？第一，在《马来西亚前锋报》被替阵和非政府组织和《新海峡时报》与第三电视列为杯葛对象后；第二，在巫统当选日渐升温的当儿；第三，在彭亨桑港州议员逝世后即将举行的补选前。

如果过去两年来在马来社会逐渐失去市场的语文、文化等课题能够再次热起来，其中的好处对《前锋报》和其政治主人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马来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能够被挑起来，不但《前锋报》能够击败杯葛运动，巫统也将较有力反击回教党。

在大选结束后，许多人担心巫统和回教党会往回教化方面竞争，现在看来似乎不然。巫统的策略是会加强本身的 niche－－民族主义。我相信巫统清楚知道马来人拒绝巫统的原因是政治多于宗教的，在改革派马来民众最渴望看到的那个改变发生前，再多的回教化举动不仅无助于挽回马来人的民心，反而会把非回教徒推向替阵。比较安全的“ 帝国反击战”，应该还是诉诸马来民众对民族权益、尊严的危机感。一些重振马来权力的象征性动作，如果能推成“ 马来人大团结” 的浪潮，巫统就能象 90 年后一样收复山河，一统原巫统支持者的天下。如果能够诱使回教党和巫统在马来民族主义的道路上竞争，那么巫统就更加高枕无忧。这些小动作当然免不了开罪非马来人，但是，只要非马来人政治上没有选择，巫统完全可以在一些时日后靠其直接与间接的非马来人臂膀（政党与社团）的‘ 协商动作’ 哄回非马来人的芳心。

新戏将陆续登场？
“寰宇电视” 或许只是 “新节目表” 的预告而已。如果语文、文化这类课题能够化解杯葛运动甚至影响巫统党选和桑港补选的成绩，我们大概可以预期：本地生产的种种“ 爱国节目” 将根据剧情需要接踵而来。

星期天小小民主测验

2000-02-23T23:23:00.000+08:00

五种权力的来源
法兰西与拉文（French & Raven， 1959）把权力根据其来源分成五种：利诱性权力（ reward power）、威迫性权力（coercive power）、合法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专才性权力（ expert power）、 referent power （或可译为‘ 参照性权力’ ）。

前三种权力建立在掌权者的“ 位置” 上。任何人只要能够站在那个“ 位置” 就掌握了那样的权力。“ 利诱性权力” 是对通过对资源的掌握如官方拨款、发展计划来使人服从的权力。“ 威迫性权力” 是以剥夺、囚禁、折磨、处决等手段的权力使人不敢抗命者的权力。这两种权力的共同点是，权力对象（被统治者）对它们的服从完全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compliance），一旦掌权者失去了威迫利诱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便立即消失。它们可说是最现实或者最不可靠的权力来源。“合法性权力” 则建立在权力对象内在的信念或价值上。换言之，这种权力是通过“ 内化” (internalisation) 来发挥影响的。不管掌权者实际掌控的资源或惩罚能力有多少，只要被认为是在合法地行使权力，权力对象便会服从。

后二种权力则建立在掌权者的“ 人格” 上。掌权者不但不会因为失去“ 位置”而失去这类权力，相反的可以因为凭这类权力取得“ 权力”。“ 专才性权力” 在生活中的最佳例子，就是我们对医生、律师、工程师对专才在他们个别领域的判断的信任。如果一名政治人物能够让你相信他是治国的专家，他就有了这种权力。“ 参照性权力” 指的是让追随者仰慕、崇敬、乃至师法、产生认同（identification）的权力。这种权力，甘地和曼德拉有，特丽莎修女和证严法师有，希特勒和沙旦胡先也有。

权力与民主
法兰西与拉文的权力分析架构，在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受到补充与修正，当然不算完善，但是，我以为已经足够我们用来检验我们国家民主的程度。民主政治的最根本特质之一就是对权力的规范，限制政治人物对权力的使用。这里的规范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国家机关的权力（政权）；第二，取得政权本身所使用的权力。前者的规范对象当然是政府，后者的规范对象则是政党（政权的竞逐者集团）。

我们可以把法兰西与拉文的分析架构改成有趣的选择题和填充题，来思考政府和政党可以和不应诉诸的权力。如果你不打算拿出纸笔回答，请不要看下去，因为本文没有提供任何答案。

政府可用何种权力推行政策？

Q1：假如一个政府要成功推行政策 X，请问它可以采取什么手段才不算违反民主精神？（可以超过一个答案）

A。奖掖服从、支持政策 A 者
B。惩罚违反、反对政策 A 者
C。以民选政府的合法性赢取民众的服从和支持
D。以领袖 / 领袖们的 “专家形象 / 姿态” 赢取民众的服从和支持
E。以领袖 / 领袖们的 “ 个人魅力、威信” 赢取民众的服从和支持
F。以上皆非理想答案

答 A，B，C，D 与 E 中任何一个或以上者请回答 Q2 的相关部分；答 F 者请迳答Q3。

Q2：在政策 X是何种政策，或者其他特定情况下，该政府在推行政策 X 时不应诉诸上述所选的权力（ A，B，C，D 与 E ）？（如果有关权力在任何政策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行使，可以留空）

A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 一个政府要用何种方式推行政策方能称为符合民主精神？（如果要，可以参照、修改、结合 A 至 E 的任何答案）
答案：

政党可用何种权力争取政权？

Q4：一个政党参与大选，请问它可以采取什么手段来争取政权才不算破坏民主政治？（可以超过一个答案）

A。承诺各种利益争取选民
B。以各种不利后果威胁选民支持
C。告诉选民该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都是合法的
D。告诉选民唯有该党领袖们有治国能力，选民必须相信他们
E。告诉选民该党领袖们的伟大，选民必须拥护他们，向他们看齐
F。以上皆非理想答案

答 A，B，C，D 与 E 中任何一个或以上者请回答 Q5的相关部分；答 F 者请迳答Q6。

Q5：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一个政党不应诉诸上述所选的权力（ A，B，C，D 与 E ）？（如果有关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行使，可以留空）

A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6 一个政党要用何种方式争取选民方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如果要，可以参照、修改、结合 A 至 E 的任何答案）

答案：

最后的问题

如果您已经回答完上述四题问题（Q1, Q2/Q3, Q4, Q5/Q6），恭喜你。 Q2 或 Q3 的答案是你对政府应有的民主作风的标准，请用它来检验一下马来西亚政府。 Q5 或Q6 的答案是你对政党应有的民主素养的标准，请用它来逐一检验你所认识的马来西亚政党。

有一种著名的理论叫做“ 西方国家也不民主论”。它的低能逻辑是“ 因为别人也有病，所以我们很健康”，我想我们肯定不能一较高下。我们可以做的是毫不动气地做更多分析，帮助自己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公务员能够成为民主化功臣

2000-02-06T17:27:00.000+08:00

公务员应该支持执政党？
去年年中，有一位担任公务员的读者来电邮问我：公务员要忠于职守是否必须投票支持执政党？我当时答应公开答复，却一直没有适当的时机。现在，这个问题在谈及“ 国家非党化” 时回答就最恰当不过。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只需要问：公务员到底是谁请回来的雇员？是执政党还是国家？他们的薪金是用谁的钱付的？是执政党的党员还是国家的公民？如果答案是国家和公民，那么，公务员要支持的就是国家和公民而已。在投票时，公务员和其他国民一样，有绝对的权利去支持他们要支持的候选人。

所谓“公务员应该支持执政党” 的说法并不正确。执政党并不等于政府－－国阵并不等于国阵政府。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公务员应该服从政府（所谓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在大选时，原来的“政府” 不是已经辞职就是已经届满，根本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了，公务员要怎么支持？公务员应该服从的对象是当时的“ 看守政府”(Caretaker government) 和之后选出的 “新政府”。

国家非党化的先行部队
这个简单的道理，我相信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懂；但是，他们可能都被那些强不知以为知、明明懂却假装不懂或者真的活在封建时代而不懂的政客困扰了。广大的民众也可能同样被后者弄糊涂了，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发言的音量或者对媒体的垄断程度往往和其发言内容的荒谬性成正比。而这种谬论之层出不穷一如苍蝇之挥之不去，正是我所谓“ 国家党化” 的背景。比较起来，马来西亚的党化程度当然明显不及那些“ 我国宪法规定 X 党实行民主专政” 的国家；但是，这种隐性的“ 党化” 却恰恰可能因为人民看不到其存在而存在得更久。

国家的 “非党化”，除了要靠民众的自觉，最关键的角色可能还是公务员，包括现任和退役两者。他们的工作和经验 / 知识令他们最有条件成为 “国家非党化” 这个浩大工程的先行部队。国家民主的再造和提升，他们可能是将是最大功臣。

秉持专业精神不做党化工具
公务员能够做也应该做的最基本工作是，秉持专业精神为老板服务。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老板”，能够每天展开这种极基本的公民教育工作的专业，不是评论作者，不是学术人，不是从政者，是公务员。他们每天都站在第一线，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普罗大众“ 国家” 是什么、“ 政府” 是什么。罗素曾说过民主不能留于理论，必须成为“ 情感的真实”。当老百姓在国家机关面前得到应有的尊重时，他们就知道什么是民主。没有人会继续想活在“ 后移民世界” 中的。

破坏公务员专业精神最剧的当然就是“ 执政党党员 / 反对党党员” 的区分。在决策层次，反对党议员不被允许参与县的发展决策过程，以便执政党人可以挟国家资源行私人恩惠；在执行层次，反对党的支持者没有取得政府工程的公平机会，反对党选区没有发展。严格而言，这些都是对人民的不忠、对国家的破坏，因为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成了政党利益的牺牲品。今天一般公务员或许没有抗拒这种破坏的权力，但是，他们肯定在认知的层次先帮助民众分清是非，不让民众积非成是，视恶为常，为明天的改变种下种子。人民应该知道，公务员眼中本来就应该只有“ 公民”（付我薪水者）和“ 非公民”（没有付我薪水者）之分，没有“ 执政党党员” 与 “ 反对党党员 ” 之分，就象员工不会把公司股东分为“ 喜欢穿蓝衣的老板” 和“ 喜欢穿红衣的老板” 一样。“ 政党取向” 当然和“ 衣服颜色取向” 有所不同，但，如果老板穿什么颜色衣服不关员工的事，公务员又凭什么管他的衣食父母支持那一个政党？可喜的是，随着“ 巫统代表马来人” 神话的破灭，民事服务的“ 非党化” 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马来公务员强调专业精神、不甘成为政治人物的工具。

散播公共资讯赋权公民社会
不做党化工具说起来还是消极的；积极的工作是拿起凿子，把过去建立起来的“ 党化工事”，不关是硬体（机构、法律等建制）还是软体（文化）的，逐一打破。

要瓦解“ 党化工事”，重点应该是在让国家机关 “透明化”，因为整个“ 党化” 的霸权其实就建立在民众对国家机关的无知上。由于对政府机关的种种程序不甚了了，不懂得如何据理力争，让制造麻烦的政治人物 / 官僚尝会麻烦的滋味；民众往往不得不求助政治人物，以低姿态寻求问题的解决。这种依赖制度化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怪现象：“ 捐五十万元（这是整十年前的旧价）给执政党可以换来上议员的名衔 ”、“ 买廉价屋要付台底钱”，乃至“ 申请修路、路灯都要政治人物出马”。

这些现象，一言以贯之，是 “国家机关正式功能退化和萎缩，由政党（主要是执政党）非正式地取代”；最好的对策就是广为散播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各种事务程序的资讯；让民众可以 “自助” 地面对政府官僚，减低他们对政党的依赖，并且在必要时懂得如何援引法令条例争取自己的权益，协助“ 训练” 失职的官僚。让政府机关变得“ 对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 本来应该是政府本身的工作，政府也的确设立了公共投诉局；但是，从张天赐生意远比公共投诉局好这一点来看，让政府 “透明化” 的工作恐怕还是要由民间来做才有效。

“ 国家非党化” 工程的浩大，就在这里。在政治权力出现根本改变之前，民间要渐进地再造（reengineer) 国家机关，需要建立一众广大的资讯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全部政府部门的运作资讯，系统化累积，让民众可以轻易取得，藉此把政府机构的神秘面纱揭下来。除了文字上的资讯，与政府部门的交涉也需要对公务员生活与工作文化上的认识。这些资讯化的工作，可以由民间团体乃至在野党来主催，但是，资讯的来源最终还是要靠公务员。在这方面，越资深的公务员可能做作出的贡献就越大；而我国历年来退休的公务员，自然就是“ 国宝”。

退休公务员或者现任公务员（在隐名的条件下）愿不愿意参与这种 “ 资讯广泛流传”工作？我个人非常乐观。在过去两年来，公务员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因此，今天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人，而是如何珍惜并让有心人有所发挥。

新年愿望
“ 国家非党化” 这个议程，如果要用一些爱国青年才俊的词语来包装，就是如何 “在稳健中求进步”。我热切希望这可以成为‘“ 在稳健中求进步” 派 ’同道们的爱国共识，因为，世界一直在改变，仅仅继续做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事并不会使我们进步，只会使我们稳健地老化和退步。

值此新春，我谨此祝愿马来西亚新年进步。马来西亚是谁呢？当然就是你我他。

2000-02-02 完稿
2000-02-06 发表

国家非党化

2000-01-30T17:25:00.000+08:00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人民必须效忠君主，国家就是皇帝那一家族的私产。人民没有死于天灾人祸，就必须对皇帝 “ 感恩”，感谢 “皇恩浩荡 ”¾ 就仅仅凭着皇帝的祖宗在几十年前或几百年前抢到皇位（手段很不光彩也说不定），国家机关如果对人民有什么贡献，皇帝就会恬不知耻地当作是自己的功劳；有问题当然就是“ 奸臣”（今天所谓“ 身居高位而危害国家利益者 ”）或者外国人的错。今天绝大部分的皇室虽然不是已经消失就是行宪，许多国家只是从“ 一个人 / 一个家族 ”的私产转到 “ 一个成员人数较多的集团” 的私产，普通人民并没有机会当家作主。这种“ 集团” 如果懂得用一些主义、理想来包装就叫“ 政党”。

国家的党化一般上都是所谓开国政党 / 建国政党的杰作。不管是推翻旧政权（从孙中山到两蒋时代的国民党、中共、苏哈多时代的专业集团等）还是结束外国统治（朝鲜劳动党、越共、巫统、人民行动党），他们难免都有一种“ 天下是老子打回来的，怎能随便交给别人管” 的心态，因而总要千方百计保住政权。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把国家和党等同起来，让老百姓相信“ 国家就是党，党就是国家”，不用考虑其他政党。在所有党化国家，党都是无所不在的，从政府、军警、媒体到民间组织，只是程度不一，手法有刚柔两种而已。刚性的手法是在宪法内规定 “ 本党专政的权力”、在各种机构内成立“ 党部”，确保国家为党牢牢控制。柔性的手法则是通过媒体、间接的法律/ 司法控制、国家资源的分配，灌输民众的“ 感恩”、“ 维护体制 ”意识，确保既是有选举，政权也绝不会旁落。

国家党化对“ 党” 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对人民却是大大不妙。最明显的坏处，当然就是人民对本身权益的意识退化，怀疑能力退化，以为“ 党” 的利益就是 “自己 ”的利益。什么时候自己被 “ 党” 出卖了，也不会反抗，反而可能站在“ 党” 的一边去维护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就算这是一个 “圣人” 的“ 党”，从党最高领袖到基层党员都从来不会有假公济私、舍民为己的念头，国家的党化仍然有其无可避免的坏处－－一般人民会形成依赖性格，凡事仰望 “圣人”， “党” 外人士自然不会去发掘自己的政治才干，结果国家只能从一个同质性的团体内（当然就是伟大的“ 党” 啦！）吸纳政治人才。这不但违反了“ 参与性民主” 的精神，也限制了社会更有创造性的发展。

无论任何，国家党化的最大受害者，或许不是民主，而是政治稳定。我们的社会习惯以一种不屑的态度来看权力斗争。殊不知，如果争的是合理的权力和利益以发挥自己的抱负，就象求职者争夺一份理想的工作，这反而是国家政治能够进步的保障。最重要的是，争权夺利，就象追求金钱一样，是人性，在大多数人身上展现，只是程度不一。当国家沦为党的禁脔时，权力斗争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在从党外转入党内后更加激化，因为同一政党的政客在政见上的同质性浓，大家的政纲相差不远，要压倒对手，除了靠个人领导能力，恐怕很难不靠一些抹黑对手、贿赂代表等肮脏手段。这完全是制度上无可避免的结果，除非党内真的都是圣人。而权力斗争的规模和恶性程度是与权力的集中程度成正比的。党化的国家由于缺乏制衡，权力的集中是必然，于是权力斗争的激烈自然也是必然。讽刺的是，那些口口声声 “ 稳定至上” 的人往往最大力维护这种破坏政治稳定的政治格局。

党化国家在政治上要进步要稳定不能不先从“ 非党化” 下手。就非官方的体制而言，我们需要建立独立的媒体（譬如：马来西亚第一家独立的电子报 Malaysiakini, http//:www.malaysiakini.com ）和独立－－不是中立，不管是没有立场的“ 真中立” 还是等待时机摇尾表态的“ 假中立”－－的民间团体。就官方的体制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展开更多教育工作，让国人能够区分政治人物和官僚；另一方面要把官僚机构透明化，破除它的神秘感对民众所造成的恐惧和疑虑。许多马来西亚人到今天仍然被一些无耻的政客所骗，不知道政府的拨款是自己付出的税金，不管你选那一个政党，不管那一个政党组织政府，它们都必须把钱花在你身上。人民的钱花在人民身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们要看的是钱如何花，花得聪明还是愚蠢。举例说，如果人民需要高速公路，而朝野两党都看到这个需要，执政党要领功就不能凭着建大道，而要凭着建大道的计划多么化算。而官僚体系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各种事务的手续、程序必须透明化。唯有如此，人民才能摆脱因为对手续、程序不了解，而误解官僚体系为党组织的延伸，或者要办事成功要靠党工、政治人物关说。严格而言，我们的官僚虽然曾经是世界最好的官僚队伍之一，但在多年的“ 党化训练” 后，恐怕有不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工了。有关政府机关运作流程的知识，如果民间能够系统地整理出来并广泛散布，应该是 “解除党化工程” 的有力手段。

其实，国家的“ 非党化” 需要朝野两方的政治意愿和承担。今天，一个潜在的危险正是，“ 党化” 的国家体制对执政党如此有利，以致任何上台的政党都可能不愿把国家“ 非党化”。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推动“ 国家非党化” 的努力作为衡量朝野政党表现的主要准绳。一个执政党人如果愿意推动体制的改革，就和捍卫民主的在野党人一样值得尊敬。反之，一个在野党人如果只甘于当议员，而没有让 “国家非党化 ” 的企图心，他和在议会内无所事事的执政党议员没有分别了。从这个角度去看，在野党成立“ 影子地方政府” ，必须时时以国家的“ 非党化” 而非本身政党的“ 执政” 为最终目标。马来西亚三级政府中，地方政府的党化程度最严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70 年代后的地方政府已经没有民意的代表性并且越来越官僚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是最频繁的。因此，它成功与否，自然也就是否能够因为它的运作与资讯散播，让民众看清楚政治人物的“ 决策性” 功能和官僚的“ 执行性” 功能的不同，并且把地方政府改造成“ 便利顾客” 的公共机构。

2000-01-27 完稿
2000-01-30 发表

全世界最最最伟大的“ 打工仔”

2000-01-19T23:06:00.000+08:00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 打工仔” 工作都会考虑到金钱的收益，赚钱不多的工作已经不多人做了，贴钱的工作更少人问津。这固然是人性，无可厚非；但是，能够超凡入圣的人也就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大力表扬。一般上，这些高尚的个人，从特丽莎修女、证严法师乃至默默耕耘的社工，都会得到社会的尊敬。上周我们谈到“ 马来西亚方程式” 和英雄人物，我忽然想起，马来西亚有一种人比社工更伟大－－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打工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也很伟大，但是，和他们一比就显得非常藐小了。就凭这一点世界记录，我们就绝对不可以不表扬他们！我建议最高元首陛下和各州统治者殿下应该把所有一级荣衔勋章封给他们，有剩才考虑其他人。

他们为什么伟大？因为他们做的工作不但常常要贴钱，而且吃力不讨好，常常会被一些别有居心的小人毁谤中伤，最惨的是有太多伟大或自认伟大的人要抢着做。可是，令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还是奋不顾身抢着来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横眉冷对千夫指”，为的是不是谋求本身或儿孙私利，而是为了献身国家、造福人群。这样伟大的行径，您难道不觉得感动吗？

这样伟大的人，除了议员，还有谁？而伟人中的伟人当然就是官委地方议员－－市议员、县议员和吉隆坡的市政局咨询理事会成员。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全世界最最最伟大的打工仔呢？因为他们有很多近乎圣贤的美德，是我们常人所无的。

第一，他们“ 视金钱如粪土”。他们没有国州议员的数千元薪金和退休金，只有几百元的津贴。这几百元恐怕连巡视各街巷沟渠、垃圾的车马费、党要和媒体陪同费、不用这段时间谈生意所蒙受的损失••••••都补偿不了，他们却从来没有象其他打工仔般要求加薪。这样体贴老板的员工，这个时世要去那里找？不但如此，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还要牺牲很多生意和家庭时间去剪彩、致词，而你我都知道，他们贡献金玉良言后往往还要贡献金银财货给有关社团。这样“ 亏本” 的工作，请问不是“ 视金钱如粪土” 的人，谁能做？啊！官委地方议员是多么的伟大！

第二，他们有“ 我入地狱，以免让他人入地狱 ” 的舍己精神。地方议员这种工作固然从有地方政府以来都需要奉献精神，但是在独立后的首十余年，谁都可以追求民众的委托来献身社会。我们今天的 “伟人型” 地方议员和他们的前辈，大概是充满了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心，不忍见到其他人也牺牲自己来服务社区，就取消了地方政府选举，把牺牲的工作留给自己！啊！官委地方议员是多么的伟大！

第三，他们 “ 牺牲自己，照亮别人”。为了确保那些常常缺席议会或者在议会里面无所事事的国州议员可以展现政绩，他们都不让县市议会过于有效率，时不时出现或者制造一些民生问题，让国州议员可以“ 关心民瘼，为民请命” 一番，也让民众找到借口忘记言论自由、民主、人权、公信力、透明度、司法独立等大块头的议题。如果有人以为县市议员在“ 沟渠探访新闻” 的 “ 打造过程” 中是陪太子读书的太监，就未免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县市议员做绿叶，不但有很多国州议员会看起来很多余，那些投选这些国州议员的选民也会看起来象蜈蚣珠买家。要不是县市议员，大家脸上都会很难看。啊！官委地方议员是多么的伟大！

第四，他们“ 吃得苦中苦”。如果公众或许会以为取消了地方政府选举，这份工就没有竞争，那就大错特错。“ 伟人型” 地方议员只是不忍让党外的公民牺牲自己，在党内仍然要面对剧烈的竞争，因为物以类聚，有一个“ 伟人” 出现的地方，就自然会有其他千百个“ 伟人” 的存在；“ 伟人 ” 们的党内“ 伟人” 之多，大概不下于灌丛的蚊呐或者稻田的水蛭。因为党内竞争之剧烈，“ 伟人” 们之所以能为“ 伟人” 其实是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君不见一些政党区会选举时总是血迹斑斑乎？为了“ 造福人群、献身社会”，竟然要受那么多明枪暗箭，又不能象大选般用媒体把对手的罪状公诸于世；“ 伟人” 们受了那么多委屈，除了少数的例外，从来都不哼一声。为了避免官委的伟大体制受到破坏，他们永远可以“ 忍辱负重”。啊！官委地方议员是多么的伟大！

各位亲爱的读者，官委地方议员的伟大当然不止上述四点。我建议爱国之士为他们著书立说，把他们的伟大、成功载入“ 马来西亚方程式” 之中，使之流传四海千秋，毕竟这是马来西亚对世界文明独一无二的伟大贡献。不过，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要掠爱国人士之美，而是对雪州议会有意在州内每个地方议会委任二名没有投票权的非政党（准确地说是非国阵）附属议员有感而发。

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奇，一则以喜。忧者，官委地方议员不再伟大到愿意独力为民众作出种种牺牲乎？这岂非给妒嫉我大马来西亚伟大成就的外国势力一个借口，诬蔑说我大马来西亚 “过去行之三十有余年的官委地方议员制度是失败的”？奇者，如果官委地方议员的“ 伟大 ”不足以代表民意，而要借重党外公众，为什么借来的救兵只可以是附属议员而非正宫，莫非他们没有经过党内的龙争虎斗所以更没有群众基础么？或者，“ 党外人士” 也者，只是 “伟人” 在因应居民协会、影子地方议会等挑战时的道具？喜者，老子曰：“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伟人和圣人一样都是不正常社会的产物。我们希望这是地方政府民选的先兆。在承受“ 伟人” 们恩泽三十多年后，我们真的等不及“ 伟人们”“ 息劳荣归” 的那一刻了。快点让我们过正常的市民生活吧！

大家一起玩政治－－从 “槟城选民老板醒觉运动 ” 写起

1999-12-19T16:20:00.000+08:00

市民政治浪花激荡
转眼又是岁末。过去一年，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发展上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告慰的变化？我个人的首选是“ 市民政治的茁壮”。

我所谓“ 市民的政治”，是相对于“ （政党）政治人物的政治”。政治人物是“ 政治” 这一行的生产者。他们要争取 “ 权力” 来施展其“ 政治抱负”，所以不仅关心“ 做什么”（政见），更关心“ 谁来做”（人选）－－“ 是不是我 / 我们？”。市民身为消费者，自然相对地单纯，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诉求、意愿有没有被落实，由谁来落实反而是次要的。因此，如果普通市民能够扩大他们在政治中的角色，政治必然会比较清明。以一般马来西亚人“畏政治如畏虎” 或者“ 敬政治如敬鬼神” 的性格来看，市民政治的兴起应该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可惜，社会却习惯把政治和政党等同起来，让许多厌恶政党的人避开政治。非政治人物参与公共事务，在 80、90 代之交才渐渐汇成潮流， 98 年后波涛汹涌，99 年浪花激荡。

在这个惊涛拍岸的大图景里，有一波澜涛激起非常特别的浪花－－“ 槟城选民老板醒觉运动”。这个运动有什么特别呢？它好玩！

“ 人民才是老板” 宣言从今年 8 月22 日推介，到接下去几个月在芙蓉、槟城和新山的讲座，都始终停留在报章的言论版和社团的讲台。除了精神上的支持，一般“ 老板” 能够在这场运动中主动地做些什么呢？比较有创意的有 “Pahlawan 网上游说组织 ”冯玖玲和吕碧珍等发起的“ 网上投票选举华总会长”，让全国华社的老板有机会发言。这个活动后来在国会解散后卷土重来，让全国老板在网上投选内阁成员。那一边厢，“ 槟城选民老板醒觉运动” 却与槟城五家华文报联办 “ 选民面试候选人大会”，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发挥老板的功能。

大马第一次－－选民老板面试候选人大会

“ 选民面试候选人” 这个概念，一方面要突显选民在选举中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鼓吹健康的政治文化，鼓励政党与候选人同台以政见竞争，让选民自己判断孰优殊劣。因此，它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由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的选民代表提出同样的问题，让每一个政党的代表回答，再让选民代表根据个别答案继续提问。这是大马破天荒第一次由选民主导的选战活动，最大的挑战就是－－政党和一般选民会不会支持？

当 11 月 24 日晚上 “面试大会” 掀开序幕时，观众疏疏落落，后来陆续有人入场，到最众时近 300 人。9 个政党的候选人代表却只来了一位：行动党的曹观友先生，其他 8 个席位都空荡荡。曹观友很幽默地把行动党比喻成一家稽查公司，呼吁选民选更多稽查员进入“ 马来西亚公司槟城分公司的董事局”，言词中的创意在在显示出他的用心。在他回答第一个问题后，主持人故意 “ 请” 缺席的“ 各政党先生 / 小姐” 回答同一问题，观众都忍不住笑起来。请到“ 公正党先生 / 小姐” 时，堂外忽然有人喊：“ 公正党代表来了！”，场面即刻热了起来。 “ 公正党女士” 莎玛和 “ 人民党先生” 慕希丁都忙着赶场，所以匆匆答了几个问题就离开。遗憾的是巫统、马华、民政、马印国大党、回教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始终没有露面。而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在场的三个候选人虽是盟友，彼此的才识、准备工夫却可以看出高下。

“ 选民老板” 本来准备了许多别开生面的奖品，分别给妇女、政治、经济、环保、文化与古迹保存这 5 方面答得最好的候选人。由于 “ 行动党先生” 曹观友是唯一“ 从一而终” 的候选人，让四位选民代表（佐汉教授，马兹娜博士、黄文强、陈耀威）留下“ 好员工” 的印象，主办当局特地颁“ 全场政见大奖”－－“ 槟榔大奖” 给他，奖品是“ 一串槟榔”！喜欢附会的朋友如果想到曹氏是行动党岛上硕果仅存的国会议员，大概要把那串槟榔说成是吉兆了。

这个“ 面试大会” 虽然不尽理想，却是一项创举。有位老板从报上得知消息，不远千里从玻璃市下来，还赠送数箱矿泉水以示支持。他认为这样的活动要继续进一步推广到小乡镇去。其实，何止小乡镇，我就受到几封电邮问我：为什么这个活动不在吉隆坡办？这一点，槟城的老板们大可引以为豪。 “ 选民面试候选人大会” 的点子最早来自新山多谋的小曼，吉隆坡的老板们本来在 8 月时就想办，最终由于时间与人力的不足而放弃了。

继续新意思－－到国会去探班？

把“ 面试大会” 办起来的 “ 槟城选民老板”，并非什么财雄势大的社团，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个人－－“五十号人文空间” 的志强、耀威、Eric 、James、嘉丽诸友，“ 有机农场” 的文强，“独立人士” 李老板，理大的同学们、报界的朋友们。他们当时还和“ 监选团” 一起给在选战中犯规的政党发“ 黄卡”；大选后也没有沉寂下来，现在正展开运动声援佐摩教授等 68 万被剥夺投票权的选民。（如果你是 68 万君子之一，欢迎联络： 04－6445080， ooiheng@tm.net.my)

“ 槟城老板” 充满创意的政治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如果其他地方的老板们也能够见贤思齐，组织起来创造更多好玩的政治活动，全国必然有更多人愿意一起“ 玩政治”。大家玩得快乐，就不会怕政治象怕鬼一样，给人吓一下就六神无主。明天（ 12 月20 号）新届国会第一次开会。好不好我们开始推动“ 老板去议会探班” 的潮流，在百忙中拨沉去看议员到底在议会里面做什么，表现值不值得我们发月薪？

Y2K 要来了，让我们一起共勉：明天会更好，最要紧好玩！

1999-12-17完稿
1999-12-19发表

从行动党失利探讨选民投票模式－－大选剖析之二

1999-12-10T15:28:00.000+08:00

1。回教国是行动党落败主因？

为什么这一届大选行动党会落败？你如果上街或者上网找人来问，很多人会告诉你：因为选民不支持行动党和回教党结盟；因为选民不希望看到回教党坐大；因为选民害怕回教党当权后马来西亚会变成回教国。

这种说法当然有它一定的依据。国阵的宣传主调既然是“ 国阵是这个多元种族、宗教社会里无法替代的方程式”，替阵成员党中的矛盾自然会被突出和渲染，而 “回教党威胁论”在广泛宣传下在非马来社会中的确是深入民心。尽管如此， “ 回教国恐惧拖垮行动党” 的简单推论无法令我信服。

第一，到底多少人是因为害怕回教党（主因）而拒绝行动党？没有人有这个数字，因为大马没有这方面的民意调查。我们只知道，替阵在行动党旗帜下参选的半岛 38 个国会选区，总共有 771，145 人（占这些选区选票的43.55 %）投行动党候选人一票，他们就算不是支持至少也是不介意行动党参与替阵。另外 950，722 张票（53.69 %）投给国阵，6，120 张（0.3 5%）投给其他候选人，42，450 张是废票（2.40 %）。另外 956，842 个选民（假设没有幽灵选民）拒绝行动党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少巴仙是因为回教国？如果行动党当初置身在替阵之外，有多少巴仙会因此而给予支持？就算行动党当初没有与回教党结盟，今天这些怪罪行动党策略错误的人恐怕有许多仍然会支持国阵，然后在行动党遭遇失败后给予另一个理由。

第二，就算流失的支持者的确多数是因为接受国阵的“ 反回教党宣传” 而拒绝行动党，它的效应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每个选区乃至选区的每个社区都有个别的因素在影响“ 回教党威胁论” 的发孝。行动党必须同时做纵（时间上）与横（空间上）的比较，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蕉赖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国伟面对一个新人的挑战，多数票却从14，735 张锐减至8，992 张, 少了5，734 张，是所谓“ 华人选票吹国阵风” 的明证。如果和该党其他选区作一比较，陈氏的得票率（59.74%) 却是全国最高的。同样在直辖区，甲洞得票率只有50.77 %；华裔选民比率同样是 84 % - 85 % 之间，怡保东区只有47.39 %；在在都说明了，行动党候选人表现的优劣甚至不是州属、种族等因素所能诠释的。

正因为失利的原因错综复杂，把所有问题简化成一个问题，只会妨碍行动党重新出发。

2。打破“ 基本票” 迷思

行动党乃至其他任何政党要重新收拾旧山河，首先必须先打破“ 基本票” 的迷思。过往的分析往往假定每个政党有一定程度的“ 基本票”，因此，选战重点是如何在稳住“ 基本票” 之余争取更多“ 游离票”。根据“传统智慧”，华裔选票中30－ 40 % 是反对党的“ 基本票”， 30 % 是国阵的“ 基本票”，另外 30 － 40 % 是“ 游离票”。这就是所谓“ 安全区” 和“ 钟摆论” 的根据。

本届大选的成绩证明这种以政党为依归的“ 标签归类法” 是行不通的。在选民越来越多元的今天，任何对选民心态的分析应该至少假定两点。

第一，所有选票，而非一部分选票，都可能是游离票。本届大选相当数量“ 行动党” 和“ 巫统” 传统票的明显易位正突现了这种可能。事实上， “ 基本票” 的估计在过去也不一定准确。某个选区历届大选中对 A 党的支持率徘徊于 30 % -- 70 %，并不代表该区有 30 ％选民历届都投 A 党一票，在 A 党最低潮时仍然支持它的 30 ％选民可能只有20 ％是死忠支持者，另外10 ％是逆潮而进的游离票。

第二，选民如果可以归类，其归类必须以选民投票时的考虑，而非对政党的支持为根据。科学的分析方法不能只问： “过去支持 A 党的选民有多少巴仙？ ”而必须接下去问：“ 这些选民因为那些原因支持 A 党？” 从这个角度去看，行动党今后要争取的不能只是所谓“ 反对党传统支持者”，而应该是所有选民，包括所谓“ 国阵传统支持者”。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 替代性政党”。

3。投票行为：一个简陋的模式

第一个层次：选民希望如何影响选举成绩？

选民 X 先生在本届大选中投 P 党候选人 Q 小姐一票。为什么？至少有四个可能：第一，希望自己确保 Q小姐当选（或者，其对手落选），如果候选人实力不相伯仲。第二，希望提高 Q 小姐的多数票，如果她处于上风。第三，希望 Q 小姐当选，就算不能，也不输得太难看，如果她处于下风。第四，希望Q 小姐的对手当选，但是不想她输得太难看，如果她处于下风。

在前面的三个可能性中，不管 Q 小姐是否当选，选民 X 先生那一张票绝不会减低 Q 小姐的胜望，因而不会违背他希望 Q 小姐当选的主观愿望。不管选举成绩如何，他绝不会后悔。在最后的一个可能性中，如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选民X 先生的一票却可能造成Q 小姐当选，违背了他的主观愿望（她的对手胜利）。

第二个层次：选民希望谁当选？

抛开上述的第四个可能性，为什么选民 X 先生会希望 Q 小姐当选？至少有三个可能：第一，他希望增加 P 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或者削减其敌对党的实力（选党）；第二，他认为 Q 小姐有素质或者对其对手感到反感（选人）；第三，在他最重视的课题上， Q 小姐的立场和承诺最令他满意（选议题）。这三个标准可能是重叠的（一个候选人同时符合三种标准），也可能是冲突的（三个不同的候选人分别是三个标准下的最佳人选）。在后者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民可能就会列出不同的优先秩序，到底是选党、选人还是选议题最重要。

4。选民不支持行动党的可能原因

用上述的简陋模式，我们大概可以列出行动党候选人的可能败因：

第一，选民的同情票阴差阳错提高了对手的选票（第一层次的第四种可能性）。这可能可以解释林吉祥和卡巴星的微差落败甚至陈国伟多数票的减少。

第二，选民不希望行动党候选人当选，或者不希望国阵候选人落选，可能原因：
a. 担心反对党 “同床异梦”，不论执政或成为强势反对党，将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
b. 担心回教党主导替阵，替阵胜利，意味着回教党坐大，回教国阴影笼罩。
c. 担心反对党胜利，1969 年输不起的悲剧重演。
d. 担心反对党赢得该区议席，没有发展拨款或者没有部长 / 行政议员等（如果国阵候选人为原任部长 / 行政议员）的照顾。

第三，选民不支持行动党候选人，可能原因：
a. 不满行动党候选人的言行、态度、形象
b. 不认可行动党候选人的素质.
c. 认为国阵候选人能够提供更好服务
d. 不认识行动党候选人

第四，选民不认同行动党提出的议题，如：公正、透明度、良好施政等等国阵需三分二多数需要被否决的理由，至少不认为国会要有尽可能多的反对党议员。

5。死穴在那里？

撇开选举中不法行为的可能性，行动党在大选中失利的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是：一、国阵掌握了媒体，一方面成功突出替阵成员党之间的矛盾（包括回教国课题），并渲染替阵壮大的危险（包括暴乱），另一方面引导选民忘记过去两年来国家体制内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改革的需要。二、选民的政治意识低落，或屈服于“ 投反对党没有发展” 的政治勒索，或误以国州议员为地方议员，以为他们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和地方政府打交道、处理民生问题。三、行动党的候选人未孚人望，甚至在竞选时得不到地方上民众的支持与配合。四，竞选策略失误或者助选工作不足，抵销不了国阵的宣传攻势。

明显的， “回教国” 绝对不是行动党唯一的死穴，至多只是“ 死穴” 的一部分。国阵对媒体的垄断和公器私用，行动党绝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投票前几天，回教党和公正党才被国阵指为出卖马来人权益。投票前最后两天，“ 林吉祥首相 / 副首相” 的海报开始在一些地区流传。（不错，这是最肮脏的大选！）为什么回教党没有象行动党一样损兵折将？因为回教党长期以来一直深入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基层组织。政治教育不足，组织结构（包括候选人遴选机制）不完善，这才是行动党的死穴！

可喜的是，该党的一些候选人，不管胜负，在本届大选后都回到本身选区做深耕民间的工作。也有许多但求壮大在野党、不怕“ 回教党威胁论” 的民众给予支援。举例说，西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现在忙着组织选区内各住宅区的居民代表，还打算成立学习中心（丘光耀之前曾开办社会大学课程），隐隐然有推动社区自治的壮志。这是 1995 年行动党惨败时没有看到的新气象！

1999-12-09完稿

Because I care 因为我在乎

为什么应该由下而上？－浅论“候选人遴选机制”之一

从十 五 到 初 一

扶弱政策：我们需要“供给革命”！

驯悍记？

鲁乃呼唤替阵‘非国阵化’！

8 月 8 日－－“ 集 会 骚 乱 论” 的 失 效 日 期

老板一斤多少钱？--补选中选民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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